传播动力：“拟亲属”关系与家族传承
一直以来，学界对汉族乡土社会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等问题持续保持关注，相关探讨以亲属称谓体系研究和“宗族范式”研究为主。其中宗族研究又以20世纪60年代期间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研究为典型。在他的影响下，后来许多学者偏重于对中国东南地区（福建、广东、香港及台湾等地）具有较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进行研究，试图解释中国乡村之公共领域甚或乡村政治等相关问题[52]。在华北地区，也有部分学者对汉族村落的亲属称谓和亲属群体关系进行人类学研究[53]。此类研究多数是通过血缘和姻缘关系来展开讨论，乡村梅花拳组织则与之有所差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所有凌驾于个体经济范围之上的经济实体组织，其形成几乎都是以真实或模拟的宗族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把宗族视作一个家庭式的共同体，具有合作生产的性质，并扩充了对财富的积累。[54]但相对于乡村梅花拳这种非经济实体的民间武术组织而言，乡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框架联结主要借助拟制的亲属关系模式来实现。具体而言，北杨庄梅花拳在乡村之间的传播流布方式主要包括构建“拟亲属”关系与家族内部传承两种。它除了依靠传统依托“家族”组织向外传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依靠地缘关系建立的“拟亲属”组织方式。这两者共同推动了乡村梅花拳在村落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拟亲属”传承：编织交际网络
其中“拟亲属”关系是指村民在学练梅花拳之后通过参加拜师收徒仪式而建立的拟制亲属关系形式。在北杨庄，梅花拳弟子之间通常以“爷们”相称。如果他们在村落中偶然碰面，梅花拳弟子也习惯于互相问候一句类似“爷们，上哪去”的客套话语。当然，这种“拟亲属”关系从本质上而言还是属于一种熟人关系。而从乡村梅花拳内部师徒传承的惯用组织方式来看，村民在习练一段时间的梅花拳拳术之后，如想继续学习更为高深的武技，则多采用“三师调教”的传统规矩拜师入门。所谓“三师调教”，是指梅花拳弟子在正式拜师入门时，需寻找引师、送师和恩师等三位梅花拳师傅作为见证人方可拜师。其中引师为介绍人，送师属于拜师仪式的主持者；恩师，又称授业恩师，他才是梅花拳弟子真正的拜师对象。一般引师和送师是由本村梅花拳文、武场师傅来担任，而恩师的人员对象选择既可为本村梅花拳师傅，也可以由外村的梅花拳名师担任[55]。但这些梅花拳弟子们的真正拜师对象并不是由其本人决定，而是由本村梅花拳文场、武场师傅来统筹安排。黄涛认为：“作为内部世代传承的社交礼仪，村落拟亲属称谓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凝聚功能与分层功能。”[56]而在乡村梅花拳组织拜师仪式之后，按照梅花拳内部辈分划分，同辈弟子之间多以师兄弟相称，晚辈则需称呼长辈为“师爷”。如前所述，乡村梅花拳组织内部的辈分传承有“前百代”和“后百代”之分。梅花拳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人物张三省曾出家归宗龙门派，因此后百代辈分按全真教龙门派的辈分表占字排列[57]。这些乡村梅花拳弟子之间的辈分排位明了清晰，每一辈人各占一字。乡民将龙门道长丘处机的一首五言诗作为辈次排列依据，也就是所谓的梅花拳“后百辈”。辈分总共一百字，诗曰：
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
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维懋，希微衍自宁。
未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
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前已述及，梅花拳又被称为“父子拳”，形容师徒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亲密，这无疑也是在强调梅花拳弟子之间的一种“拟亲属”关系。戴国斌曾从武术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门户”观念对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影响。他认为：“门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一种准家族的方式进行互动。”[58]这种准家族方式，其实间接明确了师傅与徒弟之间的日常交往身份，即拟制的亲属关系，围绕着师傅这一亲属核心，师傅与众多徒弟之间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学有所成的徒弟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师傅可以调用的社会资源。在乡村梅花拳内部流传着“天下梅拳是一家”的说法。梅花拳弟子平常出门在外，如遇困难，互帮互助自然不在话下。这实际上也受到了拜师入门后梅花拳弟子之间所形成的“拟亲属”关系结构影响，并深刻融入到民众日常生活领域。例如，北杨庄梅花拳弟子邢尚彬曾在广宗县城收过几个徒弟，后来他的孩子去县城念书求学，平日都是在徒弟家吃住[59]。又如邻村杜家庄村民张锡峰，有一年骑自行车去邢台卖粉条，回来路上正巧碰到另外一名卖粉条的商贩，于是两人搭伙回家。一番简单寒暄后互问对方名号，对方立刻停下车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他磕头行礼。后来这位村民解释，只因张锡峰的父亲张炳霞武艺高强，且辈长德高，在当地乡村梅花拳组织内部享有着很高的名望[60]。过去每到过年时，已经拜师的梅花拳弟子还要专门前往授业恩师家中探望，同时组织同辈弟子联络聚会，切磋武艺，交流感情。因此，“拟亲属”关系可被视为乡村梅花拳组织编织交际网络的关键手段。
（二）家族传承：核心动力
此外，北杨庄梅花拳的另外一种传播流布方式则是通过家族内部“秘密”传承的形式得以实现。刘平认为，明清时期“秘密宗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传播[61]。长期以来，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在村落社会的传承也借助了这种家族秘密传播的方式。如前节所提，广宗县北杨庄乡村梅花拳最早是由村民邢九成从第九世开始传入。后来又在村内相继发展成为村民口中的梅花拳文场“老三桌”，俗称“老三股”。这三条脉络主要是按照邢氏家族辈分排列，其中邢银超、邢尚彬、邢尚宝三家各为一股，他们都是该村梅花拳的“老门口”[62]。而北杨庄梅花拳的文场和武场传承，最早都是从邢银超家中传出。邢氏家族作为北杨庄人口数量最多的家族，一直是村落梅花拳得以有序传承的主力军。村民供奉梅花拳文场“架桌子”时所使用的炉盆是确认“老门口”的重要标志物。
我们知道，每个家庭在村落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家庭祭祀、家庭信仰等方式，并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或比较固定的宗教心理、宗教意识[63]。例如，该村梅花拳文场师傅邢尚宝，他的文场知识的习得主要受到家庭传承的影响。而且，他在家中使用的烧香炉盆也是由他老爷爷传续下来，这成为梅花拳在家族内部传承的关键标志。当然，此类信仰意识和信仰心理也深刻影响着家庭日常生活方式。据邢尚宝回忆，因为他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祖辈传下来的梅花拳“架桌子”由他母亲在家中代为供奉。等邢尚宝成家以后，他又接续了母亲供奉的“架桌子”。这种“炉盆接班”的家族传延方式，使得北杨庄梅花拳文场得以代代传承，虽然它在北杨庄近百年村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经磨难，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另据《广宗县杨家庄邢氏生育簿》等民间文献资料记载，能够梳理出北杨庄梅花拳在邢氏家族内部传承的大致脉络。该簿中主要记录了邢氏家族成员的出生年月资料，目前这一家族已经传延至第十七世[64]。通过下文列出的北杨庄邢氏家族所涉梅花拳文场的传承世系信息，能够初步了解其发展脉络，从而进一步阐释梅花拳在村落传承过程中的核心动力机制。
北杨庄梅花拳第一代：邢九成，为邢氏家族第八世族人。邢九成之弟名为邢九德，总共生育六子。其中第六子名为邢连英，邢连英之子为邢鹤禄，系广宗县梅花拳第十一辈名师。
“老三桌”之一
1.邢鹤秀，邢连英之子，礼支行二，字洁清。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卒于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二十七日。元配陶氏宗邑陶辛庄讳陶法龙之女，继配威县李家庄李氏，又继配高公庄王门。
2.邢彦士（十二辈）[65]，邢鹤秀之子，礼支行一，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十三日寅时，配柏城张连成之女。
3.邢生福（十三辈），邢彦士之子。
4.邢银须（十四辈），邢生福之子，礼支行一。生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二十六日，配张家庄杨立存之女。
5.邢尚宝（十五辈），邢银须之子，礼支行三，生于1969年古历十二月十九日，子时，属鸡。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分别名为邢尚铎、邢尚东和邢尚虎。邢世森，邢尚宝之子，礼支行一，生于2002年古历八月初三日。
“老三桌”之二
1.邢鹤鸣，邢连英之子，礼支行三，字九皋，生于咸丰二年（1852）正月，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配威县韩家庄韩得永之妹，一子彦臣。
2.邢彦臣（十二辈），邢鹤鸣之子，礼支行一，字忠信。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初四日，卒于1976年。配杜家庄杜门之女。
3.1邢生印（十三辈），邢彦臣之子，礼支行一，字达三。生于民国四年（1915）十月初三日，卒于1993年农历八月初三日。配韩家庄奚氏之女，继配杜家庄韩氏。前妻生一子银皋，后妻生一女。(https://www.daowen.com)
3.2邢生奎（十三辈），邢彦臣之子，礼支行二，字星楼。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二十九日，卒于1979年正月十一日，属鼠，时年55岁。配宗邑本村王玉同之三女，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一月二十七日，生育二子，长子银超，次子银峰，长女配杜庄；次女配本村王氏，死于心肌梗塞。爱好梅花拳大刀和长枪，擅长擒拿术，徒弟王占。
4.1邢银皋（十四辈），邢生印之子，礼支行一，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二十一日酉时，配威县刘家营刘立书。
4.2邢银超（十四辈）[66]，邢生奎之子，礼支行一，生于1954年六月初六日。
4.3邢银峰（十四辈），邢生奎之子，礼支行二，生于1957年六月二十二日。
5.1邢尚娥（十五辈），邢银皋之子，礼支行三，生于1972年，古历五月二十五日辰时，属鼠，配威县高公庄乡后苏庄村于九会之女于瑞锋，生于公元1969年四月十五日。兄弟四人，大哥邢尚斗，二哥邢尚岭，皆娶本村王姓之女为妻。邢世翔，邢尚娥之子，礼支行一，生于2003年古历二月初五日。
5.2邢尚奇（十五辈），其父邢银超，礼支行一，生于1983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子时。他有两个弟弟，二弟邢尚国，生于1985年农历八月十一日未时；三弟邢尚权，生于198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亥时。
5.3邢尚雷（十五辈），其父邢银峰，礼支长子，生于1984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卯时，属鼠。
“老三桌”之三
1.邢戌泰，邢彦奇之子，礼支行一，字柱。生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配威县刘家庄郭氏，生二子三女，长子中道，次子中贵。
2.邢中道（十四辈），邢戌泰之子，字引民。礼支行一，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三十日，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二十一日；配宗邑杜家庄杜凤调之女，继配威县苏庄郭老祥次女，生三子，长子尚志，次子尚彬，三字尚春，次子出支。邢中贵，邢戌泰次子，礼支行二，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十五日；配威县银边庄宋庭之女，继子尚彬。
3.邢尚彬（十五辈），邢中道之子，礼支行二。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二十一日，卒于2004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九岁。配西刘庄刘洛宗之女，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卒于二十九年（1940）正月二十八日；配威县银边庄宋泽普之女，生于民国十二年（1933）农历十月八日，卒于2006年正月初十。
4.邢世成（十六辈）[67]，邢尚彬之子，礼支行一，生于1951年古历五月三十日卯时，太阳发红之前。
综合以上材料信息进一步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北杨庄梅花拳组织的辈分传承与邢氏家族内部的辈分传承之间呈现出一种平行结构关系。目前来看，北杨庄邢氏家族中的梅花拳“老三桌”成员，其中以村民邢银皋、邢银超、邢银峰与邢银须等人辈分最高，他们均为梅花拳十四辈弟子；村民邢尚宝、邢尚娥、邢尚奇与邢尚雷等人辈分次之，他们为梅花拳第十五辈弟子；村民邢世成辈分最小，他是梅花拳第十六辈弟子。如果从邢鹤秀所处的清朝道光年间开始算起，北杨庄邢氏家族梅花拳历经六辈传承，其在村落中的存续时间已达170余年之久。而从其家族内部传承关系来看，这“老三桌”实际上也正是邢氏家族体系中的“老三股”，其中邢鹤鸣、邢鹤禄、邢鹤秀均为邢连英之子，他们都属于邢氏家族的第十代族人。此后又历经彦字辈、生字辈、银字辈、尚字辈等四代人，至第十五代世字辈时，则已经超出了传统家族结构的“五服”关系。
在高丙中看来，中国人生活的社会性，首先是由血缘来体现的。作为血缘性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家族既长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部分发挥核心组织的作用，也在20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国社会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68]具体到北杨庄而言，家族组织是乡村梅花拳在村落中得以稳定传承的核心关键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北杨庄邢氏家族的成员年龄、辈次与梅花拳的代际辈次之间虽有交叉，但并不矛盾。它呈现出一种相对平行的传承关系，这与梅花拳文场师傅在收徒排辈前同时考虑村民的家族辈分密切相关。例如该村已经去世的村民邢尚彬，他是梅花拳第十四辈弟子邢银须的本家侄子。虽然他的实际岁数要比邢银须年长很多，但按照梅花拳辈分和家族辈分划分，他只能被归为梅花拳第十五世弟子[69]。尽管如此，北杨庄村民在梅花拳弟子的辈分传承问题上并没能完全避免差错。据村民回忆，该村梅花拳武场师傅王尚信的父亲与大伯之间就曾出现过差辈的特殊情况[70]，以致后来梅花拳文场师傅在安排拜师入门事项时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以尽量避免家族辈分方面发生错乱。目前北杨庄约有30余户村民在家中设立了“架桌子”专门供奉梅花拳文场祖师爷，这也是邢氏家族梅花拳“老三桌”长期以来在村中坚持“传道”的成果之一。
按照北杨庄人的说法，乡村梅花拳在过去主要分为三道：文道、武道和医道。其中文道烧香敬祖，武道传拳授艺，医道负责治病救人。三者之间，各司其责，相互补充。过去北杨庄梅花拳名师邢鹤禄、邢彦臣、邢生奎等人，他们都属于精通梅花拳文场和武场知识的行家。平时这些文场和武场师傅还能帮助村民医治疾病，因此在村落中享有着较高的声望。比如北杨庄梅花拳第十四辈弟子邢玉栋，他曾是一名医术高超的老中医，平日擅长用针灸方式为村民治疗疾病。据说邻村有位村民练气功时穴道出了问题，四处治疗无方，后来找到邢玉栋。邢玉栋信手对那人点了两下，手到病除。遗憾的是，由于后继无人，邢玉栋的梅花拳医道功夫并没能传承下来。目前北杨庄梅花拳的“当家人”邢银超，由于其祖辈是该村梅花拳“老门口”，他在年轻时曾跟随家中老人习得了一些梅花拳文场知识，所以他的文场功夫在村落梅花拳内部得到了普遍认可。由此可见，这种家族内部传承的特殊方式是北杨庄梅花拳得以长期传延的核心动力所在。
在乡村社会中，姻亲关系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71]。当然，除了依靠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家族内部方式传播梅花拳之外，北杨庄梅花拳组织还会借助姻亲关系纽带进行“传道”[72]。例如该村梅花拳第十五辈弟子邢尚彬，他生前在梅花拳门内属于文、武皆通型的人物。邢尚彬不仅擅长大刀、流星等梅花拳传统兵器，平时也在家中坚持文场信仰活动。他与杜家庄村民张某属于姑表亲关系，张母是邢尚彬的姑姑。而张某当年接触梅花拳文场的主要原因是为家庭求取平安。但在前些年，因为张某二儿子的小孩患了重病，家人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治疗无果。后来家中有人提议让他去北杨庄找表哥邢尚彬帮忙医治。
直到近几年张某从单位退休之后，才开始参与恢复杜家庄梅花拳武术队一事。由于杜家庄村中练拳村民人数太少，这支梅花拳武术队最终也没有完全恢复起来。不过张某充分运用自身积累的文化知识优势，在退休后搜集整理了不少村落梅花拳轶事，在村民眼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通晓杜家庄村落梅花拳历史的“文化能人”。实际上，这种通过姻亲关系传播梅花拳的情形在当地村落社会中也被视为一种生活互助扶持方式，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心理“安慰剂”效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于乡村梅花拳内部“拟亲属”关系构建与家族内部传承的双线复合作用，北杨庄梅花拳才得以呈现出相对坚韧的民间传播力量。一般认为，民俗生活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成员按既定方式对生活文化的参与[73]。乡村梅花拳在村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参与并影响着村民日常生活方式。而从目前实际发展情形来看，在北杨庄梅花拳“老三桌”中，以邢银超、邢尚宝等村民为代表的梅花拳文场师傅掌控着村落梅花拳的传承发展大局。
（三）传拳“困惑”：动力的“失灵”
必须要承认的是，乡民对乡村梅花拳的传播现状并非没有任何担忧，并且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产生了明显的“困惑”。年轻一代练拳人员的骤减成了北杨庄乃至整个广宗县乡村梅花拳传承发展的时代难题。在北杨庄人看来，过去习练梅花拳属于“卖方市场”，北杨庄村民的练拳积极性普遍较高。以前村民学拳时梅花拳武场师傅教授徒弟拳技时常说：“叫你学，你不学，再想学时摸不着。”如今这种练拳情形则完全发生了颠倒，转而成为“买方市场”[74]。例如，2013年暑假，北杨庄村中曾有十多名小孩跟着梅花拳武场师傅邢尚娥学练了一阵子的梅花拳拉架子基本功。可等到第二年暑假时，这支练拳队伍便无法再组织起来。即便是邢尚娥自己的儿子，也没能将家族习练梅花拳的武术传统坚持下来。虽然他在幼时曾跟随父亲学习过一些梅花拳基本功，但自从读了初中之后，他便对学拳一事逐渐失去了兴趣。这一情况也凸显出当下乡村梅花拳传承所面临的实际遭遇。
细而究之，当地乡民所产生的这种“困惑”其实有其内在的社会因由。仅对北杨庄邢氏家族第十六辈族人而言，他们大多出生于2000年以后，目前基本上都处于与北杨庄梅花拳习武传统渐行渐远的状态。概而言之，这种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村落中的新一代年轻村民平时忙于上学，日常学业繁重；他们即便有了空闲时间，精力多数又放在玩手机、电脑游戏等新型娱乐方式上。二是受到各类假期辅导班的影响，大多数孩童平时也没空学练梅花拳。而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村民来说，他们一般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谋生，所以练拳兴趣也不高。因此，无论从村民生活现实的任何一个角度考量，当下练拳都不再是北杨庄年轻人的理性选择。
不仅如此，虽然每次外出参与梅花拳武术交流活动时，北杨庄到场的人数并不算少，但真正能够表演梅花拳武术的村民并不多。目前来看，北杨庄村中大概还有20余位村民具有外出参加梅花拳武术表演活动的实力。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每到年末春节，北杨庄村中还会组织梅花拳弟子集体“玩拳”，现在则很少组织此类村落公共娱乐活动。当然，村中有些居住距离较近的家户，他们还是会在业余时间交流拳技，互通有无。当乡村梅花拳这种“以师带徒”的传统模式不再适应目前的村落生活方式时，广宗县地方政府与梅花拳协会曾尝试推广梅花拳进校园的新型传承方式，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5]。北杨庄梅花拳武场师傅刘金亮在本村小学负责教练梅花拳，他同时还在附近的核桃园小学教三个班级学习梅花拳。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的乡村梅花拳，也逐渐转化为一种乡民艺术形式。在刘铁梁看来，“乡民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民俗文化是伴随民众实际生活的文化”[76]。当梅花拳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无论是“乡民艺术”的身份定位，还是“民俗文化”的艺术化升华，都不意味着梅花拳这一民间武术拳种的乡村传承没有任何难题。实际上，乡村梅花拳习练“市场”的火热，抑或是短暂性的传承动力“失灵”，都是特定社会时代发展的产物。这些问题，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杨庄梅花拳弟子们所困惑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