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述评

早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公民获取利用公共文件（档案）的权利得到了立法的承认，但在档案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公民利用档案依然受到诸多限制^[20]，这一状况实际与国际政治环境有很大关联。长期以来，近代意义的“公民政治”的内容基本局限于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利与义务方面较少，直到“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才更加突出了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权利的保护^[21]。与此同时，经过17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家族档案、社团档案等私有档案管理领域的实践，档案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公共利用”潜能逐步为人们所认知，并引起了公共部门的重视，到20世纪50年代转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2]。受此影响，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问题逐步成为国际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