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结语

18世纪末以来西方档案馆公共服务职能的萌芽、生成、深化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档案事业由“国家模式”转向“社会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档案馆文化功能由“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伴随着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思想与实践的正式形成和快速发展，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自20世纪上半叶蒋廷黻、王重民、毛坤、姚从吾、傅振伦等中国学者将欧美档案思想引入中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档案馆的公共性、开放性等特征就吸引了国内知识分子们的极大关注，这或许算得上是中国早期的公共档案馆思想启蒙。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期刊上时常刊发关于英国公共档案馆、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介绍性文章，但公共档案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1世纪初，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公共档案馆才逐步成为档案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化，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开始主动转变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乡村档案馆、社区档案馆、流动档案馆等新兴档案馆形态。当前新政策环境、新技术的运用和社会力量的加入导致我国档案公共服务领域中责任链与需求链的模糊与差异，原有的公共档案馆格局面临变革。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公共档案馆服务体系与推广机制、提升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公共性”，成为当前重要的政策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各地公共档案馆建设取得了不俗成绩，一些颇具特色的公共档案服务项目和管理模式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兴趣，公共档案馆的社会形象逐步改善，但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各级国家档案馆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仅40多年的时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实践历程还很短，为此系统地梳理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源流、解析中外公共档案馆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掌握当前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的制度特征与规律，对于深化中国公共档案馆理论研究、提升中国未来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水准、提高公共档案馆系统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及价值，均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公共档案馆思想：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的“解码器”

公共档案馆思想，是指公共档案馆创设、运行、管理、服务等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理念，是公共档案馆在不同时代和国家多元化映射的深层次产物，也是人们解读不同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的“解码器”。尽管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被国际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是世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开端，但公共档案馆思想的萌芽、产生、深化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公共空间、开放理念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萌生在神庙档案馆之中。密特伦神庙通过存储公共档案、展示公共文件等事务，不仅真实记录了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项重要事务，而且将公共空间所体现的开放、公开理念以石碑等物化方式呈现出来，实际上就是当时雅典的公共档案馆，客观上起到了公共档案馆精神启蒙的作用。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法国大革命，在人文主义以及自由、平等、人权等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档案利用由统治阶层给予的一种“恩赐”逐步扩大到学术利用，进而成为面向全体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公共档案馆理念日渐深入人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档案文化观、档案公共利用思想、档案职业观应运而生，公共档案馆思想在这一阶段正式产生并逐步成熟起来。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档案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开放档案的必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推动了国际档案界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优化了档案开放利用的社会环境，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催生了形态各异的公共档案馆服务项目的落地，全球公共档案馆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档案馆服务精神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由此推动了延续至今并深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档案馆思想大发展。

二　动力机制：中外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引擎”

世界各国公共档案馆的产生，既离不开它们所依存的社会大环境所赋予的外动力，也与档案馆自身的管理与发展水平所产生的内动力紧密关联，是多元社会力量和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结果。

公共档案馆是档案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直接受社会发展水平和演变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公共档案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对封闭的国家行政系统走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结果，政治及行政动因、文化动因及经济动因是公共档案馆发展的三大主要外部动力。公共档案馆的产生需要适宜的政治“土壤”和有效的行政运转系统，开放的政治环境及良好的政治机遇可以加速公共档案馆的制度化落地，而行政运转系统对科学的公共档案管理与服务体系需求的迫切程度，有时又能在公共档案馆诞生的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公共档案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除了政治及行政因素之外，植根于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大众的文化观念和档案意识等深层次因素也是推动公共档案馆产生的重要动力。公民意识的兴起、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成为推动公共档案馆产生的文化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欧美各国的公共档案馆制度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追求经济效益是公共档案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只有当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才能够产生并履行其本质的职责与任务。

公共档案馆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对社会外部环境诉求的回应，更伴随着公共档案馆精神与服务理念获得感、存在感的提升，而这种精神、理念所释放出来的推动档案馆发展的能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最初要求来自于民众个体还是某种社会集团，无论是来自政治诉求、文化需求或经济需要，这一精神与服务理念都会逐渐内化为档案馆自身的需要，成为公共档案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追求独立性是公共档案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内动力，档案资源整合的需求是原始内动力，公共服务创新的驱动是核心内动力。

在公共档案馆生态空间中，公共档案馆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运作态势构成了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一种特殊动力机制。良性的竞争可以促使公共档案馆找到自我发展的定位与策略，从而完善公共档案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而双方在资源争夺等领域的恶性竞争与消极对抗，难免会使双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从另一视角看，正是由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加入到档案服务生态系统中，使得公共档案馆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行业内外的多种信息文化服务机构的竞争压力，促使公共档案馆不断审视环境的变化，对组织和制度进行改进和升级，并最终改善和提升公共档案馆的生态空间。

三　发展模式：国外公共档案馆演变的时代逻辑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档案馆建设理念与发展思想，且在不同发展动力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呈现不同的路径与特色。通过梳理各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世界各国主要存在统筹发展模式、分散发展模式和转型发展模式三种不同的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

统筹发展模式主要是指由国家层面对公共档案馆体系进行科学规划、统一布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全国公共档案馆的有序发展。这一模式主要存在实行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的国家。在这一机制下，公共档案馆的发展能够得到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强有力的支持，并可针对中央、地方公共档案馆的布局和资源配置进行全局性规划，有利于公共档案馆网络体系的快速形成与发展。法国公共档案馆系统的产生、壮大，就是“自上而下”统筹式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趋向：第一，由于地方分权改革而导致地方政府取代国家档案局成为地方公共档案的监管主体，法国集中式档案管理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第二，法国公共档案馆体系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范畴。表面上看，地方政府取代法国档案局主管地方档案事务，体现的是中央级公共档案事务权利的下移，而法国档案服务部和《遗产法典》的颁布，又明显看出国家力量对公共档案事务的积极参与和整体把控，“分权”与“集权”矛盾的背后，实则反映了法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传统的博弈。就公共档案馆发展而言，此时“自上而下”的统筹发展模式遇到了地方分权势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促使地方财政加大了对档案事务的投入，反而客观上推动了各地公共档案馆体系的发展。

自主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公共档案馆呈现各成体系、自主发展的演化模式，并存在不同步、不平衡及竞争性等发展特征。自主发展模式一般存在于实行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的国家，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公共档案馆建设就是比较典型的自主发展模式。英国中央和地方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呈现出比较典型的独立发展状态：尽管早在1838年英国公共档案馆就成立了，但一直未能将其制度推广到地方层面，使得地方公共档案馆经历了“官方档案保管机构建立前的分散保管模式”“地方议会负责的官方档案馆统一保管模式”和“协同合作理念下的地方研究中心融合模式”等发展阶段，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成立，体现出英国试图强化对中央和地方公共档案馆统一管理的意图。加拿大原属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法国的统筹发展模式和英国的自主发展模式均对其公共档案馆体系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使得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分散式发展模式显得颇为复杂。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演变史看，比较明显地存在一个由“总体档案”思想向“档案系统”思想转型的过程，因而呈现出“总体”模式和“系统”模式两个阶段。“总体”模式，是指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实施的对全国范围内档案的全面收集、接收与管理的整体发展思维。这一模式最突出特征就是各级公共档案馆不仅保管官方档案，而且还主动收集反映加拿大及其各地历史文化的各种私人档案，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加拿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系统”模式，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加拿大联邦、省、地方各级档案部门通过制度化分工与合作等方式实现公共档案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路径。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对国家、省级和地方级档案文献的较为清晰的界定，构建了分工明确、协调互补的三级公共档案馆馆藏收集与服务范围，各级公共档案馆从私人档案管理领域退出，由企业档案馆、大学档案馆、社区档案馆、私人档案馆等承担非公共领域的档案保管职责。美国虽然属于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但地方公共档案馆特别是州一级公共档案馆的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形成了各成体系的地方公共档案保管网络，尽管直到现在仍有部分图书馆承担地方公共档案馆的职责，但总体上形成了对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的不同管理模式。美国国家档案馆几经发展，成为美国档案与文件管理局（NARA），既具有对国家档案的保管与服务职责，又能承担文件档案管理的政策咨询与决策工作。2003年和2004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先后改组，表明这些国家的公共档案馆系统尽管保持着分散式的独立发展模式，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档案馆在业务规范与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的“集中控制”，这是当前自主发展模式的重要变化与发展走向。

转型发展模式，主要指受政治体制变革、外来公共档案馆建设思潮等因素影响，将档案馆或相关机构进行改造、重组而实现公共档案馆跨越式发展的一种后发建设模式。转型发展模式既存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发展中国家，前者以澳大利亚为代表，后者则以南非最为典型。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到联邦政府档案办公室，从联邦档案办公室到联邦档案馆再到现在的国家档案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定位一直在两种角色间徘徊：行政管理机构和文化机构，这背后是档案工作重视证据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两种不同取向。在20世纪50—60年代，对证据价值的重视使档案机构摆脱了附庸的地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职权范围与机构使命。而之后对文化价值的重新重视，又使得档案馆从政府走向社会公众，完成了“公共转向”。正是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使得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档案机构数百年的历程，成为一个具有法定权威的国家公共档案馆，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很多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南非公共档案馆在20世纪初就初具规模，但受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制度等不良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中后期的南非档案事业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发展状态，直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南非国家档案馆才走出“封闭”状态，成为南非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向公共档案馆的转型。

四　运行机制：国外公共档案馆行政生态结构的当代透视

公共档案馆运行机制是指公共档案馆系统运作过程中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公共档案馆系统运行密切关联的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的工作方式，是一套由一系列子系统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在考察国外公共档案馆管理体制和最新运营状况的基础上，本书从四方面总结了当前国外公共档案馆的运行机制。在档案资源整合方面，当代的世界各国公共档案馆均认识到维持辅政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因此以政府官方档案资源为核心，适当收集具有重要公共历史价值的私人档案，既重视历史档案的保存，又关注当代档案文件的管理，是当下各国公共档案馆开展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基本策略。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行政供给、市场供给、社会供给的多渠道、复合式供给机制基本成熟。在经费筹措方面，形成了政府公共财政投入、非公共组织投入和自营性收入等多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在决策治理方面，权力制衡的宏观决策机制和多方参与的内部治理机制基本成型。

五　制度设计：中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名”与“实”

从表象看，公共档案馆是为公众提供档案公共服务，而从制度层面看，则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科学的制度设计才能保障公共档案馆建设的顺利开展。公共档案馆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是从法律、政策两个维度将公共档案馆的性质内涵、基本精神、社会价值等核心内容确立下来，使公共档案馆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使公共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制度性保障，使开放、平等的公共档案馆精神理念深入民心。目前，各级国家档案馆要赢得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和更持久的发展动力，就需要在立法和政策层面为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发展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为了顺利推进公共档案馆建设，我国应从国家和档案馆自身两个层面，做好公共档案馆制度的制度设计，以提升公共档案馆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防止公共档案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缺位”与“边缘化”；如何促进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系统的公共档案馆的协调发展；如何整合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公共档案资源；如何深化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合作以扩大档案服务的社会辐射面；如何鼓励商业性机构进入公共档案服务体系。

总体而言，公共档案馆是一个偏西方语境的词汇，不过在中国，由于体制机制等现实困境的存在，这一问题经历了十多年热烈的讨论、研究之后在近几年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数字时代的中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需要公共档案馆思想与服务理念来实现公共服务能力的“升级换代”，并从根本上改善档案馆的社会形象，但要想将西方公共档案馆理念成功融入中国社会则困难重重。本书试图从思想、动力机制、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深层次解析国外公共档案馆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总结出可供中国档案馆建设实践参考的经验，希冀为奋斗在国内档案馆事业一线的档案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为中国本土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视角。不过由于作者学识和时间有限，收集资料存在不足，因此本书难免存在一些遗憾和不足。尽管如此，中外公共档案馆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值得探索、充满乐趣的研究领域，国外同行们在创建、推广公共档案馆制度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带来的诸多“意外惊喜”，常常令人感慨专业情怀所具有的无穷魅力，这也鞭策作者将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创新性的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