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范式下的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

大数据、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方式，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出版商、作家、摄影师、电影制片人、音乐录制艺术家和档案工作者。难以计数的非政府组织、游说集团、社群激进分子和普通公民聚集在互联网上，分享自身的经历、信仰、愿景等，并产生大量档案记录以维系他们的社群、促进群体认同及运营他们的事务。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在线档案库，造成数字空间中海量的档案记录及其碎片化的分布状态，证据、记忆、认同的多样性，以及档案馆有限的收藏能力，都使得档案馆保存社会整体记忆的梦想变为泡影。因此，以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美国学者珍妮特·A.巴斯蒂安（Jeannette A.Bastian）、南非学者凡尔纳·哈里斯、荷兰学者克拉特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们建议，档案工作者应当放弃专家、控制、权力等来之不易的“咒语”，而是与社会/社区（既有城市、乡村中的真实社会/社区，又有通过网络空间的社交媒体连接起来的虚拟社会/社区）共享建档。这就是特里·库克所谓的正在显现的社会/社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面对新的数字化、政治化和多元化的世界，职业档案工作者应该从隐藏在“制度墙”（institutional walls）后的精英专家转变为深度参与社区工作的导师、协调者、教练员，鼓励将建档作为一种参与式流程与更多的社会大众共享，而没必要将所有的档案产品收集到我们已经建立的档案馆当中。^[191]因此，社区范式下，职业档案专家们的帮助和档案数字基础设施的开展将强化社区（社群）保管自身档案记录、特别是那些数字记录的能力，从而使这些社群群体加深对他们自身遗产和身份认同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档案馆2.0、公民档案工作者、参与式档案馆（participatory archives）等强调互动、参与等理念的出现，预示着公共档案馆、档案工作者和档案职业正发生着关键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