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档案馆建设探索的经验与困境

西方国家建设公共档案馆的过程，也是西方档案界推动档案馆不断融入社会、走进民众的过程。西方社会对于档案文化价值的发现、论证及达成广泛共识，始终是拉近档案馆与公众距离的原动力，而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与档案职业内部职能的演变交互作用，使得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近现代档案事业由“国家模式”转向“社会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档案馆文化功能由“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变化。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强，从国家档案局到各地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均意识到提升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能力并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2002年以来公共档案馆建设一直是档案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作为集中保管和提供档案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档案馆可以用整体的形象向社会公众展示档案文化的存在价值，使得档案真正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使档案文化在此得以延续^[29]。在公共财政投入的支持下，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档案馆建立了建筑面积更为宏大、基础服务设施更加完备的新馆，积极面向民众开展各项公共档案服务，探索中国特色公共档案馆建设路径，其中深圳市档案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馆的民生档案资源跨地域整合和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几种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