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用与档案职业思想
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档案开放原则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并没有考虑到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学术群体的需求。1790年9月，法国政府将“所有涉及王国体制和公众权利的文件都集中了起来，组成保藏室”，并定期提供给公众开放利用，这实际“涉及的是将一个司法资料库对公众而不是对历史学家开放的问题”[108]。1869年，法兰西学院教授、国家档案馆历史组主任指出：“直到1830年（甚至是到1836年），这个时代还没有任何一个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从已经印出来的原始资料中寻找事实。”[109]这一说法虽然稍显夸张，但说明当时的档案开放原则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权利，法国国家档案馆依旧延续着长期形成的（司法）文件储存库的角色，直到1840年才设置档案查阅室，等到“法国政治的稳定性与其行政遗产的稳定性相结合时”，这一原则才真正被付诸实践[110]。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当代历史学者对此有过深刻的解释：“国家档案馆的问题变成了关于国家对公民行使权力的记忆的控制问题，以及谁有权力动员或干预这一记忆来塑造政体、书写历史的问题。”[111]最初的档案利用主要是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武器，因此现行文件往往比历史档案的获取更加方便，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得不经过严格的审批、通过特殊授权的方式拿到阅读原始档案的“钥匙”[112]。即便是德国19世纪伟大的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为了获得利用档案的许可，不得不与档案馆接待大厅的工作人员展开各种策略性的周旋，而且还得接受对他社会关系、研究计划、史学观点、学术声望等的行政审核[113]。
不过，19世纪毕竟是“历史学的世纪”，职业史学家的出现推动了历史学家与档案馆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花数年时间待在历史档案馆几乎是成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前提条件。阅览室的设置、开放时间的公布、馆藏目录和档案检索工具的编纂出版等，使档案馆日益成为一个公共场所。[114]法国政府在1887年下令1848年以前的档案无条件向公众开放。1895年，曾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著名历史学者朗格鲁在《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杂志发表了题为《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1898年又在《历史研究导论》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档案馆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后由于标志着档案工作发展到新阶段的开放原则的实施，档案馆作为“从法律上证明自身权利的武器库”的目的已退居第二位，档案馆正变成“历史的文件库”“历史学的实验室”。[115]不难看出，尽管此时的档案馆已不再是政权的附属物，而成为具备公共服务职能的文化机构，然而这一时期档案馆所服务的主要对象，依然还是熟稔各种专业知识的“文化精英”，特别是与历史学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美各国档案馆开始出现档案向非专业公众开放的迹象，“在1867年，巴黎国家档案馆、英国公共档案馆和奥地利公共档案馆都建立了档案博物馆，……这一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专供社会名流调研之用’的期望，也是为了满足‘大批渴望求得各种知识的有识之士，即希望把他们的闲暇时间用于自学一无所知的科目的有识之士’的期望”[116]。191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盖拉德·亨特（Gaillard Hunt）从欧洲会议回来后向美国档案界介绍了欧洲各国档案利用的基本情况：（1）欧洲各国中央档案保管机构都为利用者提供了研究室；（2）各国均规定了档案最早开放的年限，比如伦敦公共档案馆提供了1837年之前的档案，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规定1848年之前的档案开放等；（3）大部分欧洲国家档案馆拥有比较完善的馆藏目录、索引等基础工具；（4）国家档案馆都是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档案工作者管理[117]。1912年2月，著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安德鲁斯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国家档案馆的听证会上对英国公共档案馆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建筑面积过小、没有考虑未来的发展需求是其重要缺陷，但它在利用方面却有独到之处：将利用者按照不同类型（如律师、政府公务人员、普通民众）进行划分，在不同的阅览室进行查阅，防止利用者之间的互相打扰[118]。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革命、内乱、政权更迭占据着了此时欧洲历史的重要篇章，两次世界大战则给欧洲档案工作带来了重大破坏，档案行政管理体制未能适时地进行有效的重组与优化，这些都严重阻碍并延缓了欧洲各国国家档案馆的现代化进程[119]。因而，尽管公民自由利用档案的原则为欧洲各国所采用，但在实际工作中，档案的开放程度十分有限，档案利用限制却很严格[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利用服务颇具特色。20世纪初期，当“加拿大史”课程刚刚进入加拿大高校的时候，公共档案馆就迅速做出了反应，开展了“历史研究奖学金”的教学试验项目。该项目的具体做法如下：由大学从高年级学生选拔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在他们的三个暑假时间内，每月可获得由档案馆提供的50加元奖学金，并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系统的历史专题研究。但是，此次项目的发起人却发现，大学里很少有学生会主动选择历史作为未来的职业，这与项目的目标及宗旨相去甚远。因此，该活动从1911年开始，到1920年就不得不停办了。另外，1922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帮助女王大学建立了“加拿大历史研究学院”，每个暑期都会在档案馆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直到1940年为止。[121]1929年，女王大学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联合举办了一场“教师暑期学校”，这一做法显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加拿大公共档案馆1931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教师群体对影印出版物的档案查询请求日益增多，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这类材料在加拿大史教学方面的极高价值。”此后，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学生开始参观档案馆，1937年，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地图部”给全国的高中发放了数以千计的历史地图出版物。[122]
尽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各国档案馆逐步增加了公共服务设施与服务资源的建设，使得馆藏资源更多地面向公众，但整体而言，公共服务只是国家档案馆职能的“点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档案馆重点只是放在历史档案的保管上，有些档案馆直至第二次大世界大战时也是如此。例如，1866年建立的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只收集旧机构的历史档案，而不接收现行机构的档案文件。英国公共档案馆是自1838年开馆数十年后才开始接收现行机构的档案文件[123]。由于欧洲早期国家档案馆重视国家较早的官方档案，因此也形成了这一时期欧洲档案工作者特定的职业观——政府机构司法证据的守护者或保护者[124]。《荷兰手册》（1898年）、《档案管理手册》（1922年）等早期档案学经典著作对此有过充分的描述，尊重档案的原始顺序、尊重全宗原则等核心理论的提出将这些原则化为典章。因此，欧美早期档案学家的学术背景与历史学相关，但档案工作应首先服务于国家司法行政等目的的核心任务基本形成共识[125]。例如，美国档案职业之父利兰就认为，“档案之所以被保存下来，首先是出于公共或行政的目的，其次才是私人目的，例如为历史学者服务等等”[126]。他认为，由于历史研究的需求而将特定的文件从档案中抽取出来无疑会破坏档案的完整性，“为查档者提供历史资料是档案库的重要功能，但不是首要功能，正确而有效地管理档案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127]。英国古典档案学代表希拉里·詹金逊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档案文件并不是挑选来为历史或历史主题服务的，因此档案人员对文件的任何鉴定或销毁也被视为非档案性的：“档案人员的职业是一项服务性职业。他（她）的存在是促使其他人有可能开展工作……他（她）的信条是证据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她）的任务是保护每一个证据；他（她）的目标是不带偏见、不加事后思索地满足一切希望了解知识工具的人们的利用需求……一个优秀档案人员也许是现代社会中真理的最虔诚信徒”[128]。1944年，他以“证据的神圣性”的著名论断阐述了他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档案工作者职业理念的理解：
如果有人要我用四个字来描述档案工作者职业信条的话，我会说：“证据的神圣性”（the sanctity of evidence），……他不必对档案内容感兴趣——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种优势，可以让他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抵制住诱惑，保持超然的心态……他的角色只是简单地保护所有证据的完整，这不仅包括文件的内容，还包括其格式、标记、来源以及与其他关联文件的定位等。他的目标是：没有偏见或事后的考虑，为所有人诚实地提供他们所想知道的东西，以及获得知识的方法。[129]
可见，詹金逊之所以认为档案工作者不要对档案内容感兴趣，要保持公平、超然的职业心态，是因为担心档案工作者的个人研究兴趣介入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利用工作，会影响档案管理实践的开展，并最终伤害档案职业的根本。这一相对保守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例如，有学者认为，詹金逊只是正确地贬低了18世纪法国等国开展的无视档案原始分类体系而强行将（主题）次序引入公共档案而徒增职业困惑的行动[130]。但他将“证据的神圣性”与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信条结合起来，势必将档案职业引入比较被动、保守的趋向。从实践看，将档案工作者排除在档案鉴定工作之外，实行“行政官员决定论”，并不能确保“证据的神圣性”，因为行政官员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过多或过少销毁文件，甚至导致“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塑造档案”。这也导致他的思想观点遭到了同时代以及后代档案学者的批判。詹金逊的保守在于，他始终对于脱离甚至曾经暂时脱离文件形成者所掌控的正规保管体系之外的档案都持一种“不信任”态度，进而要求档案工作者不要参与档案鉴定工作，并最终形成“证据的神圣性”“行政官员决定论”等近乎“执拗”的绝对主义思想[131]。英国档案史专家、伦敦大学学院伊丽莎白·谢泼德（Elizabeth Shepherd）教授认为，詹金逊一直未接受“后战争”的时代变革对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的巨大影响，而在其任期内始终未进行应对或调整，“直到他（詹金逊）退休后公共档案馆才最终找到了适应它的职业发展路径”[132]。
詹金逊的档案思想既打上了其个人职业经历的烙印，又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与公共档案保管传统交互影响而衍生出的自然结果。詹金逊的古典档案思想强调“证据的神圣性”，反对档案工作者干预档案的鉴定与销毁，这在处理数量不多的历史档案时是可行的。然而，随着文件生成环境的日趋复杂以及现代文件数量的剧增，“档案工作者作为证据的中立守护者或被动保管员这种传统的公正观念不再被接受……在过去这个世纪，档案工作者已经从詹金逊式的形成者遗留下来的文献残存的被动保管者，转变成档案遗产的积极构建者”[133]。伴随着现代档案管理技术与手段的普及，档案鉴定工作的常态化推进，史学色彩在档案领域的日渐褪去，坚守“证据的神圣性”及反对档案工作者参与档案鉴定活动的詹金逊档案思想影响日渐式微，成为古典档案学派的最后一个高峰。以守护自然形成的档案遗存证据为中心的中立保管者角色的档案职业理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也不再适用了，新的公共档案馆思想与职业理念也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