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范式下的中外公共档案馆思想

19世纪以来，记忆研究主要属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范畴，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书中正式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1950年该书被收入《论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在巴黎再次出版。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无论何时，我生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重建记忆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自别处的记忆填充进去。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136]。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形成了“记忆潮”的兴起，“记忆”“传统”和“遗产”突然代替“历史”，“在欧洲，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学院历史学家正在失去他们向别人——尤其是向媒体——解释（国家）过去的特权的、专家的地位”^[137]。这与20世纪70年代达到鼎盛的西方新史学有密切的关联。与以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不同，新史学重新发现了历史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也注意到在历史构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等多重细节的综合影响^[138]。集体记忆所蕴含的丰富含义构成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学术演进的基础，进而催生了历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139]对国际档案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集体记忆”被大规模引入西方档案学领域^[140]，用以阐释多元社会背景下的档案和档案管理模式，主要聚集在以下四个主题：第一，将档案馆放到遗产保护机构的高度，关注其作为集体记忆的象征性基础的角色；第二，对社会记忆产生、构建和传播过程中文件、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给予批判性认识；第三，追溯档案、社会记忆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从记忆视角对文件作为历史证据和人工产品的本质以及“档案记忆”的概念进行反思^[141]。

集体记忆的理念启示世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公司、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通常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142]。实际上，“构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以及有着历史经历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建立各自的档案，从而形成了记忆”^[143]。传统的欧洲公共档案馆保管传统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和公共事务的增多，导致公共文件的数量激增进而迫使传统的被动保存国家司法遗产的档案管理模式面临破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必须主动介入文件的挑选、鉴定工作，将需要永久保存的档案留存在档案馆之内。记忆范式下，档案鉴定是决定性的特征，在决定哪些档案文件将被档案馆接收的决策过程中，档案工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来有意识地构建“公共记忆”。特里·库克认为，现代意义的记忆不是某种稳定的、过去的东西，不是“历史”的同义词，当然也不是帮助追忆或回忆的固定的范畴或存储间，现代记忆更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纬度，是人类用以感知当今这个迅速前行的世界的一系列激励工具，因此他认为记忆范式更关注档案工作者“怎样主动地创建文化记忆资源，如何运用现代业务工具和方法有效地管理不断增长的馆藏”^[144]。受这一范式影响，中外档案界开始将档案与国家、社会、民族、社群、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含有“集体记忆的关键”，认同档案馆是“记忆宫殿”或“记忆的保管场所”，并从个人乃至民族的根源感、认同感、身份感的高度去看待档案及其保护的重要性^[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