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竞合性动力
公共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机构都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由于上古社会文献收藏主体是社会记录档案，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曾经“同源同流”，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图书馆、档案馆逐步各自摆脱了对方的痕迹和影响，走上了“同源分流”的发展道路，并最终产生了独立意义上的图书馆、档案馆[106]。近年来受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机制的推动，又出现了图、档、博等机构融合、协同的状况。由于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公共档案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因此，我们探讨公共档案馆在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的竞合机制，主要以公共图书馆为参照。
首先，公共图书馆思想与实践的发展经验，为公共档案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参考。尽管欧美公共图书馆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与公共档案馆相比并没有太多优势，但在刚刚成立的图书馆协会及朱厄特、温泽、卡特、杜威等一批杰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提倡图书馆员必须“千方百计地推广图书”，“采取一切措施接近群众”，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时期所面临的许多问题[107]。由此，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从文献收藏发展到文献利用，图书馆的活动从单纯“藏书整理”扩展成为一项复杂的科学工作体系，图书馆的读者从少数人发展到逐步面向全社会[108]。近代图书馆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图书馆学分类思想、社会教育思想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档案馆的档案整理与利用服务工作的开展，给同时代欧美各国档案馆的公共性建设提供了参考，欧美各国早期的档案馆馆长有不少受过严格图书馆学教育或具有长期的图书馆管理经历[109]，杜威的十进制分类法一度对欧美各国及发展中国家的档案馆事业和档案整理活动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而图书馆学的社会教育思想推动了档案馆对外开放和公共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直到现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对档案事业的影响依旧巨大。1968年谢伦伯格发文支持档案学在图书馆学专业下开展研究生教育[110]，2007年时任美国蒙大拿州档案馆馆长的朱迪·福利（Jodie Foley）在接受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档案瞭望》（Archival Outlook）杂志采访时指出：“面对技术对职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对于具有历史专业背景而没有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人员来说，进入档案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历史方面的培训和方法当然是必要的，但以档案为重点的图书馆学方面的培训现已成了标准，如果档案职业要紧跟信息时代发展的话，必须这样。”[111]当前，档案学教育与图书馆学教育在国际信息学院（iSchools）运动背景下继续呈现出“渐进式融合”的发展态势[112]。
其次，公共图书馆与公共档案馆均承担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档案馆面临“替代品的威胁”[113]，从而刺激公共档案馆组织与制度的发展与转型。例如，加拿大公共档案馆产生之初，由于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等原因，档案收集与整理工作进展一度相当缓慢，1882年5月国会众议院与国会图书馆联合委员会建议将公共档案馆收集的所有文献永久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其理由就在于国会图书馆可以胜任当时公共档案馆所承担的重要职责。尽管这一议案一度使公共档案馆陷入绝境，但正是在这一来自文化系统的“替代品的威胁”，让公共档案馆开始反思自身的愿景与核心使命，“总体档案”的公共档案馆理念得以产生，并开始多渠道寻求法律和民众支持，并最终在20世纪初度过了制度性的“生存危机”[114]。美国国家档案馆直到1934年才成立，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国会图书馆长期承担了国家档案馆的职责，而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成立之前，美国总统离任后留下的文件也保存在国会图书馆。谢伦伯格对此有过详细阐述：
图书馆常常是档案的保管者。事实上不少档案馆都是从图书馆的手稿部发展起来的。例如国会图书馆，就曾经在国家档案馆成立以前搜集过联邦政府档案；而且，尽管这座图书馆并不是国家档案馆的先驱，该图书馆手稿部主任，已故的富兰克林·詹姆逊博士却是设立该档案机构的杰出倡导者。美国许多州的档案馆，实际上是从州图书馆的手稿室发起起来的。如果一个州要建立一座单独的档案馆在经费上有困难，那么该州的档案管理工作就可以同该州的图书管理工作结合在一起。[115]
1996年特里·库克在批判1898年“荷兰手册”的局限性之时指出，荷兰手册“只针对政府和公共档案，要求它们适时向档案馆移交以保护其原始顺序和分类；却把私人档案排除在外，将其划入图书馆或图书管理员的保管范围”[116]。即使在世界各国国家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系统比较发达的现代社会，图书馆收藏政府公共文件等竞争性行为依旧屡见不鲜。1996年，原波兰国家档案总局局长J.斯科罗内克在第十三届国际大会上主张对“档案遗产”的定义和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他认为，“所有的公共文件不管被收藏在何地，都应包括在档案遗产之内”。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倡议，是因为，在中、东欧国家，图书馆、基金会和文化机构都收集公共文件，而根据档案法规定，“公共机构的文件职能由国家或公共档案馆收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人抢走的15—16世纪波兰国家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被转移到了德国图书馆，到20世纪90年代“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件的在法律上属于波兰的文件仍留在俄罗斯和德国的档案馆里”，而“中、东欧中、小国家的多数档案馆面对着相同的状况”，因此他认为，“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做法，必将在国际上酿成灾难性的后果”[117]。不难看出，正是面对来自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系统的组织威胁，公共档案馆制度的发展才有了更紧迫的动力。
最后，为了应对数字技术与文化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图书馆、档案馆出现联盟与合作的趋势，这成为数字时代公共档案馆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当代学者认为，档案馆和图书馆之间存在联通的内在机制——档案与图书的同根生“基因”基础以及档案馆与图书馆承担的共同但有区别的社会记忆使命，是档案馆与图书馆之间进行联通、联合、联盟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理论根据所在[118]。当前，数字与网络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方式与手段，文化的多样性又要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承担文化记忆的同时，提供普遍、平等而又多元的服务。不论是作为公益服务机构的图书馆，还是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档案馆，都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责任，因而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加工保存、政府信息管理与服务、民主社会与公民信息获取权益的保障、终身学习的推进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与职责。[119]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中央和地方等不同层面制定了图书馆、档案馆的整体合作发展规划，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和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合并组建成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表明图书馆、档案馆均在积极寻求政府和政策支持，以推动其事业在数字时代的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既竞争又合作，是公共档案馆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关系的长期发展状态。良性的竞争可以促使公共档案馆找到自我发展的定位与策略，从而完善公共档案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而在资源建设、社会教育、信息获取等方面的积极合作，又能推动公共档案馆更好地面向社会大众、提升公共档案馆服务水平。双方在资源争夺等领域的恶性竞争与消极对抗，难免会使双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从另一视角看，正是由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加入到档案服务生态系统中，使得公共档案馆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行业内外的多种信息文化服务机构的竞争压力，促使公共档案馆不断审视环境的变化，“查漏洞”“打补丁”，通过“馆藏优化、技术优化、组织机制优化、人力资源优化的竞争手段的运用”[120]，对组织和制度进行改进和升级，并最终改善和提升公共档案馆的生态空间。总之，在公共档案馆生态空间中，既竞争又合作的运作态势构成了公共档案馆形成与发展的一种特殊动力机制，而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这一动力机制显得更为强大、显著。
【注释】
[1]［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2]Theodore R.Schellenberg，Modern Archives：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3-10.
[3]Friedrich Kahlenberg，“Democracy and Federalism：Changes in the National Archival System in a United Germany”，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p.72-85；Imre Ress，“The Effects of Democratization on Archival Administration and Use in Eastern Middle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l，Jan.1992，pp.86-93；Sarah Tyacke，“Archives in a Wider World：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rchives”，Archivaria，No.52，Fall 2001，pp.1-25；Lajos Körmendy，“Changes in archives'philosophy and function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21st centuries”，Archival Science，Vol.7，No.2，June 2007，pp.167-177；Eric Ketalaar，“Muniments and monuments：the dawn of archives as cultural patrimony”，Archival Science，Vol.7，No.4，Dec.2007，pp.343-357.
[4]姚志强：《档案馆社会化动力机制研究》，《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5期。
[5]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期。
[6]谢玉兰：《美国公共档案馆动力机制探析》，《北京档案》2012年第10期。
[7]何振：《档案馆学新探》，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
[8]孟艳芳：《公共图书馆发展动力机制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检验》，《图书馆》2016年第11期。
[9]［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2—73页。
[10]法国大革命最初阶段，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大量档案文件的销毁。新华社记者唐霁和高静撰写的《遇见，巴黎》一书提到参观法国军械博物馆推出的“巴士底狱的秘密”展览时，展览负责人专门介绍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士底狱被摧毁，起义者将文件扔到壕沟的淤泥里，大量资料遭到破坏”，1797年后法国政府才开始对巴士底狱的文件档案进行重新收集、整理（参见唐霁、高静《遇见，巴黎》，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151页）。国内学者撰写的《世界历史》提及，1793年7月，雅各宾派上台不久，国民公会就颁布新的土地法令，宣布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项代役租，并销毁一切与封建权利有关的文契（参见汤重南、谢闻歌、段启增著《世界历史（第20册）：战争与近现代社会革命》，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西方学者的著作对此均有不少记载。英国学者马克斯·布尔（Marcus Bull）在《回眸中世纪》一书中提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19世纪40年代初，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把凡尔赛宫的一部分改造成一系列画廊以庆祝法国历史，为此需要开辟一个空间来颂扬在十字军东征中表现突出的法国家族，如果这些家族后人能够提供他们祖先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文献证明，这些家庭就被授予盾形纹章。但是，法国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旧家庭丢失了他们很多的记录，新贵家庭试图通过伪造在旧政权的家谱，从而能够提升家族的地位，从而造成了最臭名昭著的伪造档案文件案（参见［英］马克斯·布尔著《回眸中世纪》，林翠云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6页）。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则指出，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之初，对“旧制度”时期的档案进行了分类处理，其中“无用的文件”将被出售，而有关“暴政和迷信的档案”则要郑重销毁（参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406页）。
[11]［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12]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15，Winter 1982-1983，pp.16-35.
[13]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p.3-23；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
[14]转引自李世洞《美国历史档案的管理简介》，《档案工作》1981年第3期。
[15]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Fall 1996，pp.6-27.
[16]谭必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筹建“国家档案馆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档案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7]《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三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7页。
[18]黄彝仲：《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南京德新印务局1947年版，第1页。
[19]［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4页。
[20]蒋耘，蒋梅选辑：《张继等人提议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12年第4期。
[21]参见［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3页；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p.3-23；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15，Winter 1982-1983，pp.16-35。
[22]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41页。
[23]Richard Harvey Brown，Beth Davis-Brown，“The Making of Memory：The Politics of Archives，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11，No.4，Nov.1998，p.17.
[24]Richard Harvey Brown，Beth Davis-Brown，“The Making of Memory：The Politics of Archives，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11，No.4，Nov.1998，pp.17-32.
[25]Trond Jacobsen，Richard L.Punzalan，Margaret L.Hedstrom，“Invoking‘Collective Memory’：Mapping the Emergency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Archival Science，Vol.13，No.2-3，Jun.2013，pp.221-222.
[26]Verne Harris，“Claiming less delivering more：a critique of positivist formulations on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Archivaria，No.44，Fall 1997，pp.132-141.
[27]Verne Harris，“The Archival Sliver：Power，Memory，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Archival Science，Vol.2，No.1-2，Mar.2002，p.63.
[28]转引自［加］特里·库克《海外书评——〈没有纯真的收藏：对档案鉴定的反思〉》，李音编译，《中国档案》2006年第9期。
[29]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15，Winter 1982-1983，p.32.
[30]［法］彼得·瓦尔纳主编：《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孙钢等译，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31]［瑞士］奥斯卡·高耶：《对档案馆的挑战——日益繁重的任务及有限的资源》，载国家档案局外事处编《第十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2]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社会学与档案学的双向审视》，《求索》2017年第7期。
[3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国家档案局网站（http：//www.saac.gov.cn/zt/2014-05/04/content_44880.htm）。
[34]周林兴：《公共档案馆管理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43页。
[35]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期。
[36]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7—288页。
[37]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38]王改娇：《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51页。
[39]Ernst Posner，“Some Aspect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No.3，July.1940，pp.161-163.
[40]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0—375页。
[41]Waldo Gifford Leland，“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09，Washington，1911，p.342.
[42]薛匡勇：《档案馆论》，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69页。
[43]杨冬荃：《社会的档案意识和档案界的社会意识》，《档案学通讯》1991年第1期。
[44]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16.
[45]［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46]同上书，第14页。
[47]［瑞士］奥斯卡·高耶：《对档案馆的挑战——日益繁重的任务及有限的资源》，载国家档案局外事处编《第十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8]李刚：《美国档案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兼论早期档案学家的专业认同》，《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5期。
[49]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p.3-5；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p.4-9.
[50]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
[51]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外国档案》2014年第2期。
[52]参见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2页。
[53]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年第3期。
[54]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文献论丛》1936年创刊号，第71—72页。
[55]何鲁成编著：《档案管理与整理》，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2页。
[56]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科学书店1942年版，第3页。
[57]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重庆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出版部1949年版，第29页。
[58]《加强国家档案工作》，载《人民日报社论全集》编写组编《人民日报社论全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9月）：四》，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792页。
[59]［赞比亚］詹姆斯·W.M.穆尔：《档案在经济上的利用》，载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22页。
[60]潘玉民：《论文公共档案馆的文化责任》，《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1期。
[61]马费成、胡翠华、陈亮：《信息管理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62]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重庆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出版部1949年版，第105—106页。
[63]［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沈晓红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6页。
[64]陈磊：《英国公共档案馆馆制考（1838—1910）》，《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1期。
[65]Elsie Freeman Finch，Advocating Archives：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Relations for Archivists，Lanham：The Scarecrow Press，2003，p.1.
[66]王宗义：《“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5期。
[67]例如，根据意大利2004年通过的《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规定，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和景观资产组成，文化财产包括“具有艺术、历史、考古、人种—人类学、档案和目录学价值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物品，以及其他由法律确定为或根据法律证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品”，而包括政府部门和宪政机关历史档案在内的文化财产由文化遗产部进行统一管理。参见国家文物局编译《意大利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68]Bruce W.Dearstyne，“What Is the Use of Archives？A Challenge for the Profess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0，No.1，Winter 1987，pp.82-83.
[69]Gabrielle Blais，David Enns，“From Paper Archives to People Archives：Public Programm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Archivaria，No.31，Winter 1990-1991，pp.101-113.
[70]James E.Hansen Ⅱ，John Newman，“Training History Students in Working Archives”，The History Teacher，Vol.13，No.2，Feb.1980，pp.211-221.
[71]Elsie Freeman Finch，Advocating Archives：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Relations for Archivists，Lanham：The Scarecrow Press，2003，pp.1-2.
[72]Ron Chepesiuk，“Archives and the Child：Educational Servic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Provenanc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Georgia Archivists，Vol.1，No.2，Jan.1983，pp.45-58.
[73]Timothy L.Ericson，“‘Preoccupied With Our Own Gardens’：Outreach and Archivists”，Archivaria，No.31，Winter 1990-1991，pp.114-122.
[74]［哥斯达黎加］何塞·本尔那·里瓦斯·费尔南德斯：《档案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载国家档案局编《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75]Elizabeth Yakel，Wendy Duff，Helen Tibbo，Adam Kriesberg，Amber Cushing，“The Economic Impact of Archives：Surveys of Users of Government Archive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5，No.2，Fall/Winter 2012，pp.297-304.
[76]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页。
[77]谭必勇：《从文化层面解读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早期发展模式》，《档案学通讯》2015年第4期。
[78]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Fall 1996，pp.7-20.
[79]转引自胡鸿杰、吴红主编《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80]王改娇：《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69页。
[81]谢兰玉：《美国公共档案馆动力机制探析》，《北京档案》2012年第10期。
[82]［美］米歇尔·迪尚：《世界的档案馆》，载［印］戈帕尔等编著《人类文明史：第7卷，第20世纪》，中文版编译委员会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83]威尔弗莱德·艾·史密斯：《“总体档案”：加拿大的经验》，丁媚编译，《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84]1898年出版的《荷兰手册》第二章第36条曾专门提到，英国、法国严格禁止曾经遗失的文件重新归入国家档案馆或公共档案馆的馆藏体系：英国“严格禁止把曾经一度为私人占有的文件重新归入档案全宗；这些文件被送到图书馆去了。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份公文曾在某一时期脱离了档案馆，并落在各种各样的人手里，他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能已经经过窜改了”；“巴黎国家档案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通过接受赠送、收买或依法重制的方式，回收一些文件，只要这些文件已经从它们所属的档案全宗中移出过，那就不让它们复归原位。这些文件另辟专室贮藏，并列入专门的一系列文件”（参见［荷］斯·缪勒、伊·阿·裴斯、阿·福罗英《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59年版，第66—67页）。此外，詹金逊在1922年出版、1937年再版的《档案管理手册》（A Manual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on）中所说，文件要成为档案，需要在正式性（official character）、书写环境（the circumstance of writing）、文件定义、公私档案界线、文档转化时机、保管状况等多方面满足严格的条件。他明确指出：档案的特性（Archive quality）取决于是否始终有专人来负责保管，以保障其保管链（the chain of custody）的完整（参见Hilary Jenkinson，A Manual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on，London：Percy Lund，Humphries ＆ CO LTD，1937，pp.2-11.）。
[8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档案馆重点只是放在历史档案的保管上，有些档案馆直至第二次大世界大战时也是如此。例如，1866年建立的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只收集旧机构的历史档案，而不接收现行机构的档案文件。英国国家档案馆也是自1838年开馆数十年后才开始接收现行机构的档案文件。具体参见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18。
[86]［美］米歇尔·迪尚：《世界的档案馆》，载［印］戈帕尔等编著《人类文明史：第7卷，第20世纪》，中文版编译委员会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50页。
[87]Lester K.Born，“Baldassare Bonifacio and His Essay De Archivi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4，No.4，Oct.1941，pp.227-237.
[88]［意］A.穆勒：《来源原则：仍是本专业的基本原则吗？》，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89]［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90]陈磊：《英国公共档案馆馆制考（1838—1910）》，《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1期。
[91]薛匡勇：《档案馆论》，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92]石国亮、张超、徐子梁：《国外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版，第8—10页。
[93]李灵风：《从权力到权利——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基本价值取向研究》，《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3期。
[94]［法］克莱尔·贝舍尔：《档案的普遍利用》，载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印《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1982年，第128—129页。
[95]［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96]杜梅：《怎样留住社会记忆》，《瞭望》2011年第36期。
[97]谢兰玉：《美国公共档案馆动力机制探析》，《北京档案》2012年第10期。
[98]具体参见本书“导论”第二节“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功能研究”部分的相关内容。
[99]孙晓莉：《中外公共服务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7页。
[100]Alfred E.Lemmon，“Confronting Man and Nature：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EI Salvador”，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4，No.3，Summer 1991，p.408.
[101]姚志强：《档案馆社会化动力机制研究》，《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5期。
[102]谭必勇：《基于STOF框架的手机档案馆服务模式研究》，《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6期。
[103]肖希明、郑燃：《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研究进展》，《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3期。
[104]Richard J.Cox，“On the Value of Archiv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Libraries ＆ Culture，Vol.23，No.2，Spring 1998，pp.136-138.
[105]郦玉明：《美国档案工作发展概况》，《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
[106]宓浩主编：《图书馆学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107]杨理威：《西方图书馆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2—229页。
[108]宓浩主编：《图书馆学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109]例如，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二任馆长阿瑟·A.道蒂（Arthur G.Doughty）和第四任馆长威廉·凯·兰姆（William Kaye Lamb）具有长期的图书馆管理经历。
[110]T.R.Schellenberg，“Archival Training in Library School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1，No.2，Apr.1968，pp.155-165.
[111]Helen Janousek，“Trailblazers in State Archives”，Archival Outlook，March/April 2007.转引自陈艳红《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6期。
[112]谭必勇、许文迪：《渐进式融合：iSchools背景下美国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趋势及其启示》，《图书情报知识》2017年第6期。
[113]张文亮：《公共图书馆组织文化诊断：模型与方法》，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8页。
[114]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15，Winter 1982-1983，pp.16-35.
[115]［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16]［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117]［波兰］J.斯科罗内克：《档案工作者的使命：档案工作者以保护文化和民族特性为己任——19、20世纪中、东欧的一个特有范式》，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118]蒋永福、张淑贤：《社会记忆：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共同历史基础》，《情报资料工作》2018年第1期。
[119]马海群：《发达国家图书档案事业结盟与合作战略规划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4期。
[120]康蠡、蔡青：《网络环境下综合档案馆生态位优化的动力机制》，《兰台世界》2014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