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推进策略

第五章　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推进策略

我背手走过

澳门的历史档案馆门外

……

来自大西洋的海风

吹醒这一城文明

在它的历史档案里

有我族人的名字　光没有

我的卷宗　因为

我惯于长夜煮鹤焚琴

从未留下

我的名字于萍踪所过的城镇^[1]

——陶里（1982）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100多年才建立了基本成熟的现代公共档案馆制度，开放性、平等性、公共性、服务性等现代公共档案理念已深入民心。20世纪50年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级公共档案馆通过与教育系统的制度性合作而快速拉近与普通民众距离之时，中国才刚刚启动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建设，直到改革开放后借助“开放历史档案”热潮才打开面向普通民众的开放之门。中国是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集中式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国家。法国的经验表明集中式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具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可以促进档案馆体系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端，国家档案馆的文化属性和公共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实现由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一时成为档案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同呼声^[2]，由此我国才真正启动公共档案馆建设。近年来，“五位一体”“三个体系”等建设目标和建设思路的出台，以及民生档案工作的布局，均体现出国家试图强化各级国家档案馆“公共性”建设、实现其向真正公共档案馆转型的战略决心，而上海、深圳等地则从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探索公共档案馆的制度化落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建设经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公共档案馆建设，有必要分析当前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社会环境，结合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寻找当前各地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经典模式，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提供可行性的路径与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