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深化与传播

“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遭受重创，百废待兴。欧洲各国档案机构在欧洲经济社会重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西德“国家档案馆内关于重要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建筑物的文件，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实际价值。它被用来修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无可估量的巨大破坏的建筑物，用来重建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建筑物”^[134]。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档案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开放档案的必要性，档案文化遗产价值和公共利用潜能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推动了国际档案界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优化了档案开放利用的社会环境，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催生了形态各异的公共档案馆服务项目的落地，全球公共档案馆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13年，特里·库克又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档案范式分为记忆、认同和社区三个阶段^[135]，不同范式的档案工作特征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也发生着巨大变化，本书试图以这一思想框架来分析现当代公共档案馆思想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