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美国著名科技思想家布朗和杜奎德在《信息的社会层面》一书中认为信息是植根于社会关系及制度之中的，“过分专注于信息造成了对社会环境的忽视，但正是后者有助于人们理解信息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信息重要”。对从事档案学研究的学者们来说，仅仅关注档案的工具属性与管理价值是不够的，档案管理活动背后的社会层面也许是更加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的方向。数年之前，我将眼光投向了与社会大众具有紧密关系的公共档案馆领域。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无疑是21世纪初档案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如何建设公共档案馆，更确切地说，如何增强我国综合国家档案馆的“公共性”、提升档案馆公共服务水平，不仅需要熟悉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的政策与服务机制，更需要深入了解这种机制形成的背景、历史与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的结项成果。作为一部探索的专著，本书的形成与出版，既是我近年来一个阶段性研究活动的结晶，也见证了我从单纯的管理学视野向人文视角开展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在此要向多位师长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致以真诚的谢意。

时光如梭，算来博士毕业至今已过十年，抉择时的艰难、困境时的迷茫、突破时的喜悦等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首先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多年来在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让我逐步掌握了治学的规则与路径，这次在百忙之中不仅给我的著作提了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而且专门写序鼓励学生在治学与修身方面继续前行。我的博士后导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海广教授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启迪我从历史学、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思考档案管理活动。2013—2015年，我有幸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学系访学交流，跟随美国当代著名档案学者、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AERI）创始人安·吉利兰（Anne Gilliland）教授从事档案学研究，她的社群档案学、档案多元论思想给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学术窗口，感谢她在公共档案馆研究资料方面所提供的诸多帮助。特别感谢我的本科导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刘家真教授，她不仅在我学习期间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在我来济南工作之后，还常常就学术前沿及相关问题给我提供无私的点拨，鼓励我在档案与历史文化结合的领域开展大胆的探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的领导、同事们在日常工作和资料查找方面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帮助，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计划”、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等项目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在此谨表真诚的谢意。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爱国教授、赵兴胜教授和徐畅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薛理桂教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丁华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蒋冠副教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郝伟斌副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玉珏副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潘未梅博士等以不同形式贡献了宝贵的写作思路和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文泓博士提供的宝贵资料！感谢五位国家社科基金结项评审专家对本书提出的具体修改建议！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丽女士和王斌先生对本书出版提供的帮助！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陈珍、楚艳娜、魏筱颜、郭辉、陈艳、邹燕琴、许文迪、张灵慧、占丽华、刘芮、汪茜等在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及图书校对等方面所作的辛勤工作！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我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根总统图书馆、洛杉矶中央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济南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档案馆、浙江省德清县档案馆、常州市档案博览中心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档案馆，感谢这些机构在调研期间提供的方便和相关资料！

本书参考了国内外优秀的图书、论文、研究报告和网络文献等相关资料，在此谨向所有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敬请各位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谭必勇

2019年初春于济南洪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