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竹姐就是小说《红岩》中知名度最高的烈士“江姐”，真名叫江竹筠。江竹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生运动工作。1947年11月，江竹筠与遗书中“孩子的爸爸”彭咏梧（原名彭庆邦）一起去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彭咏梧在暴动中壮烈牺牲，江竹筠继续坚持战斗，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江竹筠受尽了国民党特务的酷刑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维护党的尊严。

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江竹筠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惴惴不安，她隐隐感到，敌人会在溃败前进行大屠杀，恐怕永远等不到活着出去的那一天。骨肉亲情，母子连心，此时她心中割舍不下的是年仅三岁的儿子彭云，即遗书中的“云儿”。

女牢里，有个叫曾紫霞的女孩和江竹筠关在一间囚室，她们是互相信任的难友。

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曾紫霞与时任重庆市委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的未婚夫刘国鋕一起被捕。刘国鋕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豪门望族，1948年8月，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专程从香港赶到重庆营救他，重金打点国民党保密局上上下下，希望对刘国鋕网开一面。收受巨额贿赂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同意放人，但要求刘国鋕登报发表退党声明。面对哥哥的劝说，刘国鋕说：“不行，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第二次，刘国錤又赶到重庆，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对徐远举说：“你要多少美元，自己填，我们刘家只有一个要求，放人。”徐远举让刘国鋕写个悔过书就放人，面对这简单的要求，刘国鋕依然没有屈服。

再说曾紫霞，面对敌人严刑拷问，这个年轻的学生妹竟然十分坚强，她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觉得她只是刘国鋕的恋人，慢慢对她有所放松。而刘国鋕的家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营救他们二人，徐远举得了好处，总得有所表示，于是他同意释放曾紫霞。牢中有一个被狱友们策反的看守叫黄茂才，他无意中得到了徐远举要释放曾紫霞的消息，就偷偷将此事透露给了曾紫霞。知道敌人将释放自己，曾紫霞首先把消息告诉了江竹筠，她知道江竹筠最牵挂儿子彭云，就让江竹筠给孩子写封信，趁她释放时偷偷带出牢房。

农历八月廿六这天夜里，趁看守不注意，江竹筠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一头磨尖，以筷为笔，又悄悄从棉被里扯出一些破棉花，蘸些油灯里的油，把棉花烧成灰，再用清水调一调，制成了墨水。她在攒下的一张毛边纸上开始给谭竹安写信，她清楚，这封信可能是自己的绝笔。

简陋的笔、纸、墨，书写起来很不流畅，她有满腔的话要说，但情长纸短，只能字斟句酌。在牢房里，还要时刻避开看守的监视，江竹筠只能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就着透进来的一点光动笔，信写得很慢很慢。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江竹筠的恨，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恨，恨丈夫被杀害，恨自己身陷囹圄，恨不能照顾亲生骨肉……然而，虽然有对反动当局满腔的恨，她却对自己的行为欣然无憾，为党工作，为革命坐牢，什么样的苦痛她都能挺住。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 她当然满怀着出狱的希望，盼望着胜利的日子，但对敌人有可能“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她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铁窗之下，镣铐之身，生命随时可能被夺走。生死抉择，是衡量一个革命者的试金石，真有那样一天，她必能笑对屠刀，慷慨以赴。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苦寒砺真才，这样殷殷的嘱托，是朴素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悟出来的，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总结出来的，饱含着一位母亲深深的慈爱。

江竹筠断断续续写了两天，才把这封信写完。曾紫霞出狱了，她把这封信缝在一件棉衣里，瞒天过海带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