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彭庆邦回到学校，没想到离开学校这一年里，云阳县城的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发生了很多大事。彭庆邦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时代奔涌而来的气息，他暗暗定下目标：一定要找到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彭庆邦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这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时萧楚女曾在此任教。万县师范学校在地下党万县中心县委领导下，已经建立地下党总支部，各个班级又建立了分支部。1938年秋，彭庆邦在同学王夔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庆邦学习勤奋、沉稳干练，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信任他，刚入党他就担任了分支部书记。
由于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空袭重庆、万县等地，学校只好时常停课躲避空袭。1939年1月14日，六架日机在万县上空投弹，群众死伤无数。万县二马路一所小学的学生，当时正在校长周昌兰的指导下排练话剧，一弹砸来，校长和十多名学生被炸死。彭庆邦和同志们组织学校师生声讨日军罪恶行径，成功领导了万县师范学校的抗日救亡学潮运动。
1939年5月，谭正伦在彭庆邦外婆家顺利生下了儿子彭炳忠。
这年暑假，刚为人父的彭庆邦，被地下党万县中心县委和万县师范学校党总支派往重庆红岩村，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党员训练班，他只好怀着不能陪在妻儿身边的遗憾踏上旅程。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亲自主持培训工作，博古、凯丰等同志参加授课，使这一批党的后备干部得到了十分扎实的训练。
从党训班回到学校，彭庆邦的威望更高了，一些进步学生遇上难事，都喜欢来找他讨主意。
不久，彭庆邦担任地下党万县中心县委副书记，负责云阳、奉节、开县、巫溪等地的地下工作。
1940年5月，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凌霄带着彭庆邦从万县出发，来到云阳南溪镇，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彭庆邦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要求，以及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提醒大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随后，应与会同志要求，他介绍了白色恐怖下做好地下工作的方法、经验和策略，提醒大家必须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并特别嘱咐：“万一被捕，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要有誓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踏上了家乡云阳的土地，但彭庆邦顾不得回家去看望思念中的妻儿，秘密身份不允许他们暴露。
1940年8月，因原来的县委书记调往重庆，上级决定由彭庆邦接任云阳县委书记。云阳是大县，彭庆邦还没挑过这么重的担子，凌霄嘱咐他接手工作后，要按照万县中心县委的部署，好好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明确自己的工作方向，心头有本得失账，带领党员同志们向前进。彭庆邦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改善地下工作环境。
1941年3月，由于云阳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党投敌，县委机关暴露，彭庆邦果断将县委机关秘密迁到云阳县双江木古坝。
为了做好掩护工作，彭庆邦把谭正伦和快两岁的儿子炳忠也接到了木古坝，他化名吴先生，扮成做蚕丝生意的商贩，一家人住在当地人陈德云家里。
双江木古坝在长江沿岸，是云阳县的富庶之区，除了产米粮、甘蔗，当地农民还养春蚕抽丝，生丝买卖兴隆。彭庆邦学着生丝客那样，抱着生丝在市场走来走去，正儿八经做起生丝生意来。
彭庆邦扎根木古坝地区，把党的地下工作覆盖到整个云阳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贯彻隐蔽方针，加强组织整顿，他将云阳已暴露的党员纷纷调离或转移去重庆、开县等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期间，作为县委书记的彭庆邦，花费很大精力重点组织领导了云安盐场和农坝地区的工作。
云安盐场历史悠久，这里有著名的“白兔井”，西汉时就开始取卤制盐，是下川东著名的井盐产地。围绕盐业生产，在这里谋生的煤工、船工、石工、篾工和搬运工多达万人。云阳地下党组织一直对这里十分重视，通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员成立支部，领导广大工人兄弟建立起工会，为争生存争温饱，还举行过罢工斗争。这段时间，他与盐工的儿子、共产党员刘子俊等成为了好朋友，他主张大家在斗争中不暴露身份，为党在云安盐场积蓄宝贵的力量，坚守着工人斗争的阵地。
彭庆邦对云阳农坝地区有着特殊的感情，赵唯是最早在农坝撒播革命火种的同志，他专程去农坝拜会了赵唯。根据赵唯的建议，县委重建了汤溪特支，将农坝以及从沙沱、鱼泉到江口一百多里汤溪河沿岸党的组织工作都统了起来，由赵唯担任特支书记。同志们都潜伏下来，为革命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党的召唤。
2020年秋天，我来到木古坝探寻彭咏梧当年的足迹。这里离云阳新县城仅几公里路程，当年的山乡场镇如今已变成一座繁荣的农村集镇，云阳县的工业开发区正好划定在这个区域，道路宽阔，绿树成荫，车水马龙，往来云集。集镇不远处，是正在建设中的郑州至万州高铁施工现场，各种大型运输车辆十分忙碌。我找到木古坝镇子边缘的一家店铺，这家店铺还保留着旧时代的木门板，里面坐着一位老人，我向他打听彭庆邦当年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的事。老人说，听他们的老辈人曾讲过，解放前地下党在这一带闹过革命，彭咏梧（庆邦）是地下党的领头人，他化名吴先生在木古坝做过蚕丝生意，就住在这里的程家大院子里，但具体的故事他们也无从知晓。现在，木古坝连一家养蚕人都没有了。望着这个镇子和周边的田野农舍，到处都是一派新农村的模样。
这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地方，曾经轰轰烈烈，但随着一代代人故去，却已了无痕迹。不过，我确信，我站立的地方，就是当年彭庆邦最初的革命根据地。
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快，才一眨眼，彭庆邦一家在木古坝就过了半年多，谭正伦沉浸在一家人朝夕相聚的幸福当中，她与邦哥成亲好几年了，但分离的年月多，相聚的日子少，这是夫妻俩带着儿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光。
仿佛好日子都是那样短暂。1941年8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彭庆邦，要他立即奔赴重庆，负责重建在白色恐怖中遭到严重破坏的重庆市地下党组织。
彭庆邦立即召集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主动独立开展工作，并留下“余焕然带青布”作为今后与上级接头的联络暗号。
彭庆邦这次去重庆，却不能带着谭正伦和儿子炳忠。谭正伦理解丈夫的革命工作，她想，邦哥是干大事的人，暂时的离别总是难免的。
夏夜，木古坝月色如水，江上吹来一阵阵凉风。月光下，彭庆邦对妻子说，他要上重庆另谋“差事”。谭正伦和炳忠是回红狮坝彭家湾，还是去故陵沱娘家暂住，他们商量了好久，权衡利弊后，决定娘儿俩还是回故陵沱住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