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江竹筠涉世未深，对于外界来说，她还是一张白纸。重庆地下党出于长远工作考虑，目前交给江竹筠的任务只有两个字——“隐蔽”。
进步学生时常组织一些时事讨论活动，他们毫不掩饰地对当局进行批评，这种活动充满了反叛的味道，也传递着进步的气息，但江竹筠却不能公开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她的任务是“隐蔽”。其他进步同学可以在那里激情澎湃地发表时局演讲，可以半公开地接受或安排一些地下工作，而江竹筠常常只能在角落里安静地倾听，她从不轻易发表看法。在学校，当进步同学组织歌咏会、创排话剧时，酷爱唱歌表演的江竹筠也只能克制着自己，当一个别人眼中的“看客”。这段时间对江竹筠也是一种历练和煎熬，内心澎湃着激情，表面却要冷静而克制，胸中汹涌着激烈的岩浆，也只能在暗夜里沉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江竹筠慢慢懂得，坚持、忍耐、冷静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这种严格自律的“隐蔽”锻炼，对今后的工作也许更加重要。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国民党肆意逮捕共产党人，重庆很多地下工作者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南方局作出收缩党组织的决定。
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很快蔓延到中国公学附中，学校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戴克宇和李培根等按照组织安排，纷纷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江竹筠由于隐蔽得很成功，被组织上留了下来，她成为这段时期中国公学附中最“安全”的地下党员。正因为如此，考验她的时刻到来了。由于她办事可靠稳妥，讲策略方法，不显山露水，组织上把她安排进了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做学校地下党负责人。这所学校是由进步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校风开明，学校上下有亲共倾向。在这里，江竹筠惊喜地发现，何理立也来到了中华职校，她们又在一起了。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公然将枪口对准了共产党的军队，但全国老百姓一时还不明白这是国民党玩的一出狠毒的阴谋。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南方局准备疏散一些人员去延安。对延安向往已久的江竹筠再也按捺不住了，她花了一整个晚上，写了一首散文诗——《到解放区去！》。这首散文诗倾注了江竹筠充沛的情感，她改了又改，然后工整地抄写在信笺上：
我要到敌后，到解放区。
我厌恶，住在腐烂了的这些城市，眼看烂下去。
我恨不得，早点离开那政客们所玩弄，就是特务的盯梢，狞笑和狂吠的这些学校。
烈火，在地面燃烧；烈火，在我心里燃烧呵！
我已经，决定了我就要到敌后，到解放区。
我没有想，我要躲避讨厌的环境；到另一个村落；
去看看星星，白云，听流水的声音，赶走现实的丑恶，空虚和灾难。
我潜入敌后，并不是要伴爹娘妻子，做安分的奴隶，或者我到解放区，只是仅仅为了，去看看新奇的东西；
去采摘由人民，播了种，开了花，在民主的欢笑声中，收获下来的幸福的果实。
不，我去，是为着这里有无数痛苦贫穷的农民，他们张开含泪的眼睛，伸出求援的手；
这里有无数的市民，他们窒息在无望之中，要求着世界来一个改变。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年头。
在敌后，在解放区呢？
信仰共产主义的江竹筠，以自己年轻的觉悟，看到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大势，她以充满文学天赋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理想之歌。
拿着这首散文诗，她找到党组织负责人，郑重提出去延安的请求。
这位负责人被她的诗感动了，但面对重庆的斗争形势，他不得不对她说：“安排你隐蔽下来，就是为以防万一，现在形势这么紧张，你留下来，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她只好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扎根于群众当中，隐蔽于群众之中。
中华职校的政治氛围浓郁，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热点事情，都能在这里引起不同的反响。江竹筠着手策动学校和附近的地下党员进行活动，她与进步同学一起办壁报、组织歌咏活动，与猖獗的“三青团”分子唱起了对台戏。何理立自然是她非常信任可靠的帮手。
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遇难将士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招让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若报纸发行到民间，事变的真相一下就会败露。于是，《新华日报》遭到禁售，“异党暴乱”的假新闻也一时甚嚣尘上。为了给予国民党有力反击，组织上抓紧制作了一批印有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爱国人士对皖南事变发表的声明传单，交给江竹筠等地下工作者广为散发。
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传单散发出去呢？江竹筠把何理立找来一起商量对策，她俩费尽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们决定以自己宿舍的名义，在宿舍楼头大厅组织一次交谊舞会，邀请各年级的同学都来参加。舞会海报很快贴出去了，她们还专门为此准备了水果和饮料。舞会那天傍晚，果然来了不少同学，他们一边吃水果一边跳舞，一直跳到熄灯前才兴尽而散，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也早已疲倦不堪，很快进入了梦乡。
重庆中华职业学校颁发给江竹筠的修业证明书。
半夜，江竹筠和何理立拿出藏好的传单，悄悄出了宿舍，将传单散发到学校的各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全校一片轰动，学校师生争相传阅这些传单。学校的“三青团”分子到处查找传单的来源，却没能找到蛛丝马迹。不久，传单从学校传到了社会上，人们明白了事件的真相，很多老百姓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江竹筠以她一贯的沉稳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任务。从此以后，上级经常把一些更为重要的机密任务交给她去执行。不久，江竹筠被任命为新市区区委委员，她的公开职务是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的办事员，负责秘密联系新市区和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
从学校走向社会，江竹筠的工作环境更为危险。为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川东特委的宋林向她传授了许多地下工作经验，比如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接头前要约定好公开的社会身份和关系是什么，一旦被捕首先想到要保护组织，做好随时牺牲自己的准备。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江竹筠把宋林这句话深深记在心里。每天早上，她从观音岩的家中步行去曾家岩上班，途中要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随时会遇到特务暗探的跟踪盘问，下班后还要安排时间到沙坪坝一带去联系同志，几乎整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她把宋林传授的宝贵经验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向同志们传达上级文件和指示时，总是先将内容记熟才出发，不随身携带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证据。她每次去学校接头时，都穿一身简单的学生服，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江竹筠在斗争中成长、在战斗中历练，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