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7年秋天，考虑到彭咏梧对下川东一带的情况很熟悉，有丰富的下川东地区革命斗争经验，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委派彭咏梧赴下川东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同时派江竹筠一起前往，由她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协助彭咏梧工作。
夫妻俩欣然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47年11月，川东临委派彭咏梧从重庆带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的武装斗争；派邓照明为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加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派出一批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华蓥山区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准备武装斗争。同时，通知川东各地党组织积极做好发动武装斗争和支援策应的准备。彭咏梧、江竹筠（负责与临委的交通联络）、吴子见（负责宣传）一行到万县，向下川东地工委传达川东临委在下川东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1]
到下川东去，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出发前他们必须把孩子彭云托付好。他们觉得最可靠和最合适的人，就是幺姐谭正伦。
因不能与谭正伦联系，让她来重庆照顾孩子这事，彭咏梧和江竹筠只好拜托谭竹安转告。
谭竹安听了夫妻二人的请求，一开始也有些犯难，因为姐夫再婚生子这些事，他还一直瞒着幺姐，现在突然提出请她来重庆带云儿，不知她能否接受。但他思索良久，还是满口应承下来。他认为幺姐一贯深明大义，相信她会答应来重庆。
谭竹安给幺姐写了一封信，一五一十地把彭庆邦离家以后的情况都说了，希望姐姐以顾全大局为重，来重庆和他一起照顾彭云。
夫妻俩就要出发去下川东了，但此时谭正伦还没到重庆，江竹筠决定先把云儿托付给好朋友王珍如照顾一段时间。
王珍如还是一个单身姑娘，在重庆北碚一所小学教书，她很快赶到江竹筠家里来接云儿。
这一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时再见面，王珍如提议他们全家去照一张合影。
这张珍贵的合影，就这样保存了下来。彭咏梧和江竹筠身着正装，云儿身穿一件用美军毛毯改制的大衣，头戴一顶小军帽，还故意歪戴着。英俊的丈夫、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其乐融融的一家人，一张多么温馨的合家欢照片！但为了让更多人得到幸福，这却成了记录他们一家团聚的唯一影像。
云儿就要跟王珍如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有种生离死别的难受感。江竹筠对王珍如说：“万一我们回不来，你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这样的托付，让王珍如内心五味杂陈，她既感到朋友间无比的信任，又有些莫名的悲伤。
幺姐收到谭竹安寄回云阳的信时，已是1947年底了。
彭咏梧、江竹筠、彭云合影。
六年多来，她一直在等彭庆邦的消息，可她怎么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局，现在还让她去重庆帮忙带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独自饮泣，彻夜难眠，谭正伦在情感与理智之间挣扎。渐渐地，她冷静下来仔细思忖：彭庆邦和江竹筠干的是大事，他们为了这件大事连命都不顾，自己何必总陷在个人的恩恩怨怨中？如今他们让自己去带孩子，说明他彭庆邦没把我谭正伦当外人，彭云毕竟是彭家的后代，这个时候我哪能坐视不管？江竹筠为了革命，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舍得，我还计较什么？
她给谭竹安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很快就到重庆。
1948年春节过后，谭正伦带着炳忠离开故乡，坐船来到重庆。此时，彭咏梧和江竹筠已受命奔赴前方。
谭正伦从朋友家将一岁多的彭云接了过来，抱着这个孩子，她眼泪直流，这泪水里有着太多复杂的味道。
此情此景，也是革命年代才有的悲喜人生。
为安全起见，谭正伦不能住在彭咏梧和江竹筠原来的家，在朋友关照下，她在七星岗重庆女青年会租了一间宿舍。她自己带来一些积蓄，弟弟谭竹安和一些朋友常来看望接济，日子总算能过。动荡时期，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常常在一天内经历几次贬值，一张面值几百块的纸币，到了晚上只能买几十块钱的东西，民众叫苦不迭。在这样的环境里，谭正伦只能过着紧巴巴的生活。
她盼望着彭庆邦和江竹筠早日归来。
一天，谭竹安看到国民党几家报纸同时刊出“共匪”首领彭咏梧被击毙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泪水夺眶而出。
他多么想这是一个假消息呀！可他内心清楚，邦哥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但无论如何，坚决不能让幺姐看到这些报道，他急忙赶到女青年会附近，把那个片区有相关消息的报纸全部买了下来。
这时候，重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国民党狗急跳墙，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一批批共产党人相继遭到抓捕，谭正伦变得十分敏感，她处处如履薄冰，事事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地呵护着两个孩子。
有天夜里，谭竹安急匆匆赶来，进门就说：“共产党出了叛徒，竹姐在万县被捕了，特务肯定要来抓云儿，我们快躲！”
“云儿妈妈被抓起来了？那庆邦呢？”
“邦哥的消息，还……还不知道……”谭竹安一时语塞。
幺姐来不及细想，急忙收拾一些衣物，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出了门。
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谭正伦就像一个等待庄稼收获的农民，既担心天老爷作怪，又害怕野兽害虫侵扰，她急切地盼望着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就这样，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山城重庆四处躲避，也使国民党特务利用彭云威逼江竹筠的企图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