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谭竹安是彭咏梧原配夫人谭正伦的弟弟，谭正伦就是遗书中的“幺姐”。
彭咏梧与谭正伦育有一子，叫彭炳忠。后来，彭咏梧离开老家云阳辗转下川东和重庆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与妻儿分隔两地。由于地下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求彭咏梧断绝与老家的一切联系，不能与家里通信联络，他们夫妻因此失去了音信。为了掩护彭咏梧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和江竹筠假扮夫妻，后来又根据工作需要正式批准他们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云儿。
当时，由于重庆《大公报》影响较大，坚持抗日立场，很多进步人士都为这家报纸工作，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想方设法进了大公报社。他从小受姐夫彭庆邦进步思想的影响，对革命者有一种崇拜心理，同时他心中还有个小算盘，就是想通过身边人去寻找姐夫。于是，进报社后他找准机会就与报社内外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还加入了中国职业青年社，这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不久，谭竹安果真打听到了姐夫的下落，不过他听说姐夫已改名叫彭咏梧，并且另外有了家室。
谭竹安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幺姐，怕她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他想，只有找到姐夫，当面锣、对面鼓，也许才能真正掌握实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姐夫彭庆邦，事情还得从一次巧遇说起。
那是194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谭竹安到重庆一家影院看电影，电影结束时，熙熙攘攘的观众中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瞬间，他感觉这人好像是自己的姐夫，禁不住喊了一声：“邦哥！”
那人一回头——果然是彭庆邦。两人久别重逢，都激动不已。但当时不宜细谈，他们约定周六再碰面。
周六晚上，一家偏僻的茶馆。彭咏梧向谭竹安详细问了老家的情况，谭竹安告诉他，幺姐还在老家经营纺纱作坊，小外甥炳忠也已经上小学了。
考虑到谭竹安已是我党外围组织进步青年，彭庆邦便向他一一道清了自己的情况。他先向谭竹安解释了自己与家里失去联系的原因。他不能擅自与家人联系，这是组织的规定，况且在重庆他时时处于危险之中。接着，他讲了与江竹筠结婚生子的来龙去脉。
彭庆邦当年接受组织安排，从云阳秘密去重庆工作，是谭正伦依依不舍从云阳送走的。彭庆邦当时是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谭正伦以妻子的名义在云阳木古坝一带为丈夫做掩护工作，她知道丈夫此去是党的决定，既然他这么长时间不同家里联系，也一定是组织的安排。但幺姐不知道，后来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彭咏梧请谭竹安向他姐姐转达歉意，说自己实在是身不由己。谭竹安嘴上虽表示理解，但内心仍替姐姐打抱不平。
与谭竹安会面后，彭咏梧对谭正伦和孩子的负疚感陡然加重。虽然彭咏梧极力掩饰，但细心的江竹筠还是发现了异常，便问：“四哥，你最近好像有啥子心事？”彭咏梧只好把偶遇谭竹安的事和盘托出。
江竹筠决定寻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接触，争取得到他和谭正伦的谅解，也为彭咏梧卸下心里的负担。
地下革命工作者，他们往往一边在危险的境地周旋，在不同的人群中出生入死，一边又要承担各种压力，关于家庭、道义、伦理，以及保密、误解、沉默……他们总是行走在生活的暗影里。
当时，江竹筠在重庆青年会工作。一天，从大公报社来了一位办事的青年，正好由江竹筠接待，当这位青年报出自己的名字叫谭竹安时，江竹筠心里一阵翻腾，她忽然想到，也许这是向竹安澄清误解的好机会。人生很多事情，只有勇敢去面对，才是解决之途。
谭竹安当然不知道江竹筠的身份，更不会想到眼前这位态度和蔼的女士就是彭咏梧的新妻。
待工作办毕，江竹筠热情地邀请谭竹安坐下来喝杯茶，还和他聊起了家常，谭竹安觉得江竹筠像个贴心的大姐，谈着谈着，就把一些心里话向江竹筠倒了出来。他说，他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大众谋福利的，都是好人，不过有些人的做法也让人心寒，比如他的姐夫彭庆邦，上学都是靠他姐姐供出来的，但到大城市后就把家里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做了陈世美，还美其名曰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江竹筠默默听着谭竹安的倾诉。听罢，她轻轻地说：“我就是江竹筠。”
谭竹安愣了。
“竹安，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接下来，江竹筠把她与彭咏梧从假扮夫妻到遵照组织要求结婚的事，又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她谈起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我们假扮夫妻两年多，没有做过逾越道德、对不起你姐姐的事，如果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们正式结婚……这就是革命，不知哪天，我们都不得不面临生死危险。”
她说，他们夫妻俩其实一直生活在炼狱中，忍受着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如果与家人联系，万一暴露了身份，小则个人被捕牺牲，大则影响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
她希望谭竹安能理解他们这样一种从同志到战友、从战友到夫妻的情感。
听了江竹筠一席话，谭竹安陷入了沉思，他没想到江竹筠如此直率。
慢慢地，谭竹安看到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艰难和危险，也逐渐明白幺姐即使来重庆，也难以胜任掩护姐夫的繁重工作。他心里感叹道，姐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