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坐标。从地理概念来说，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村86号的总称，而这三处分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周公馆、《新华日报》总馆的所在地。对当时活跃在国统区的进步人士来说，红岩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号。在当时，红岩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历史，中共中央南方局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其职责是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地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倒退、投降，组织和动员国统区人民参加抗战、争取民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1941年底，周恩来主持南方局会议，要求把西南的党组织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组织，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骨干力量，并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
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对理想信念有着坚定的追求，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愿为革命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容就义前给党写下最后留言：“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狱中铮铮铁骨，牺牲前慷慨表示：“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还有彭咏梧、许晓轩、刘国鋕、江竹筠、李青林、陈然等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就是在这个红色熔炉锻造的英烈，他们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骨头比钢还硬。他们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险恶环境里，坚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伟大的斗争，孕育形成了蕴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馨香流溢的革命精神花丛中，红岩精神是独特的一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鼓励坚守重庆的南方局人员：“只要大家坚守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岩人在特殊环境中经受住了诱惑，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这份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仅是红岩人的信仰底色，还是他们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新华日报》总馆。
中共中央南方局。
周公馆。
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人，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这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的重大损失，客观上是由于《挺进报》的冒进，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来自叛徒的出卖。徐远举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刘国定叛变后，带着特务赴上海、南京一带诱捕共产党员，之后又成为川西特侦组组长，开始破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冉益智被任命为中校专员后，穿着国民党别动队军服，到处耀武扬威，挖空心思出卖中共组织，效劳国民党。这两个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叛变投敌，不仅造成大批共产党员的被捕，而且在党内包括狱中革命志士心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与这些投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危急关头仍不改初心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渣滓洞监狱中，曾有一场总结经验教训的“大讨论”秘密展开。罗广斌和他以前的领导张国维同处一室，他谨记张国维的叮嘱，时刻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盼有朝一日能活着出去向党汇报。为便于讨论进行，江竹筠口头拟了一份讨论大纲，内容包括“被捕前的总结”、“被捕后的案情应付”和“狱中的学习”。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刘国鋕、王朴、陈然等多次进行深入讨论，且继续利用放风等机会和大家交流，使得最终形成的狱中意见代表了两所监狱的革命战士们的集体意见，如实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情况。
大屠杀的阴云还未散去，趁敌人疏于看守之际，罗广斌和十多位狱友冒死冲出了白公馆，随即凭借记忆整理出狱中难友们的意见，写成《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该报告的精华是著名的“狱中八条”，即：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一句句谆谆嘱托，体现了狱中战士的绝对、纯粹忠诚，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似乎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