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庆果然出了叛徒，而且竟然是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这两个人的叛变，给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重庆地下党人遭到逮捕。
事情还得再从《挺进报》说起。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朱绍良收到一张《挺进报》和一封警告信。《挺进报》挺进到重庆国民党最高长官的办公室来了，朱绍良感到后背有一股森森凉气，他立即命令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徐远举尽快调查清楚此事。
特务们顺藤摸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破绽，他们发现《挺进报》的一个发行点在文城出版社，负责秘密发行的是年轻的店员陈柏林。
徐远举让特务曾纪纲伪装成失业进步青年接近陈柏林，很快取得年龄小、斗争经验欠缺的陈柏林信任，借此打入《挺进报》内部。
1948年4月1日上午，陈柏林领着曾纪纲与自己的上级任达哉接头，蹲伏在四周的特务围拢过来，将他们当场抓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陈柏林坚贞不屈，但经受不住酷刑的任达哉很快叛变，出卖了他的上级、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旋即被捕，敌人酷刑拷打，他拒不投降，但特务从他住的宿舍床下搜到了18份地下党员自传。
随着线索越来越多，特务们根据掌握的名单潜伏各处“守株待兔”。
4月6日，刘国定到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商量工作，一进门就被守在那里的特务控制了。
刘国定原名刘仲逸，其掩护身份是重庆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他1938年入党，1947年担任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工委书记。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刘国定身居党内高职，逐渐滋长了养尊处优的腐化思想，开始喜欢阔绰生活，讲起了排场。在敌人的刑具面前，刘国定当即叛变，当了软骨头。
4月8日，大批特务由刘国定领路，抓捕了几十个地下党干部。紧接着，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被捕当晚，冉益智叛变。
很快，冉益智带领特务逮捕了刘国鋕和他的未婚妻曾紫霞。特务们最想破获的是关于川东游击队的党组织情况，冉益智把所知道的万县方面党组织情况全部出卖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个漏洞，一连串叛变，使环环相扣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灭顶之灾。
旋即，国民党上校特务科科长雷天元命令冉益智带路，领着一帮特务，秘密前往万县。
特务们决定首先搜捕涂孝文。端午节那天，他们蹲守在长江边上，抓到了正在看龙舟比赛的涂孝文。特务们刚一用刑，涂孝文就变节了，他一下出卖了20多位同志。雷天元要涂孝文详细交代川东游击队的组织情况，涂孝文回答说，游击队的具体情况他不清楚，都是彭咏梧一手搞起来的，现在最了解游击队的只有他妻子江竹筠。雷天元忙问江竹筠在哪里，涂孝文说江竹筠改名“江志炜”，目前在万县地方法院做雇员，平时跟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联系比较多。
雷天元大喜：看来抓到江竹筠和雷震，整个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就能破获了。他马上通过无线电台向徐远举报告了这一情况，徐远举指示他们不能有一人漏网。
而此时，雷震、江竹筠和李青林还不知晓涂孝文已经投敌，更不知道特务们已在万县布下了一张网。
雷震很快被捕，特务们对他酷刑审讯，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有低头。特务们摸到万县郊区清泉乡，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青林，但从李青林身上也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6月13日晚上，江竹筠像往常一样回到法院，一看雷震没在，她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如果此时果断离开万县，或许会逃脱一场劫难。夜里，江竹筠一直在进行着思想斗争，走，还是不走？如果走，就回到川大去，她之前办理的是休学手续，可以想办法复学。思来想去，她决定还是先不急着走，不能只顾自己，把有可能暴露的同志丢下不管。
天将拂晓，她急忙给一位川大同学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准备回川大继续学业，请他们帮助联系复学事宜。随后她到法院处理了几件紧要事务，还请廖荣震帮忙把信寄出去。中午时分，仍然没有雷震的消息，江竹筠越发觉得不妙，便去找李承林，让他给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紧急去信，把万县的异动情况传出去，让可能暴露的同志抓紧转移。
她低着头，沿路边迅速往前走，突然听到有人喊：“江竹筠。”声音有些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她不敢回头，仍然急步朝前走，但那人又接着喊了好几声，并很快追了上来。
她抬头一看，喊她的竟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江竹筠觉得事有蹊跷：他怎么突然到这里来了，还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喊自己的名字？便警觉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有些吞吞吐吐：“哦……王璞书记让来的……”
在公开场合不提同志的真实姓名，是地下工作的纪律，王璞是川东临委书记，冉益智竟然在大街上直接说出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个冉益智一定有问题！她不再理冉益智，加快脚步往前走。哪知冉益智竟然跑上前伸手拦她，这时，不知从哪里又跑出几个人，围了过来……
江竹筠就这样被捕了。
她被推进一间黑屋子，过了一会儿，当适应了室内光线，她才慢慢看清楚，李青林和黄玉清已被关在这里。她顿时明白，不但冉益智叛变了，涂孝文可能也当了叛徒，因为只有她和涂孝文知道黄玉清的身份。
随后，国民党特务对这三个女同志进行了审讯。审讯李青林时，雷天元叫手下用刑逼她交代情况，李青林说她只是一个教书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跟校外的人来往。雷天元气急败坏，令人把李青林架上老虎凳，一块一块地加砖，加到第三块砖时，只听见“咔嚓”一声，李青林的右腿被硬生生折断了，她顿时昏死过去。尽管如此，李青林仍未吐露一点党的秘密。
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三人都受尽了酷刑之苦，但始终不肯松口，没有向敌人屈服。
6月15日傍晚，江竹筠等12名同志被秘密押往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48年4月，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负责人叛变，引起重庆和川东党组织连续发生重大破坏。年初《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多次将报纸寄给重庆国民党要人，引起震动。特务从《挺进报》着手，加强侦捕工作。4月1日，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叛变，带领特务逮捕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坚贞不屈，但欲说服看守特务为其带信出狱，被特务出卖。特务守候许建业工作单位志成公司，于4月6日逮捕欲与许接头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刘隐瞒市委书记身份，但出卖梁大达地区起义失败后转到重庆的邓兴酆和李忠良，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破坏。4月16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后叛变，供出在押的刘国定身份。刘进一步叛变。刘、冉先后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委工委、上川东地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党组织。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极为重大的损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