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华日报社从重庆撤回到延安后，党中央的声音和解放战场的最新消息没法听到读到，此时各种谣言风起，白色恐怖加剧，重庆的空气十分沉闷，很多人感到迷茫，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对时局产生悲观情绪。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出版业原有一份杂志叫《彷徨》，由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担任编辑和工作人员，新华日报社撤走后，《彷徨》暂时失去了领导，但几个负责人合计了一下，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把杂志办下去。
1947年4月，彷徨杂志社收到一份来自香港的《新华通讯稿》，刊载有解放军在各大战场胜利进军的消息，大家欣喜万分，迅速将消息摘编成一份油印小报，取名《读者新闻》，在熟悉可靠的同志间散发。久违的消息像春水般泛滥，这份小报一下子传开了，出版两期后，大家信心倍增，也感到有必要给小报重新取个有战斗力的名字。
《挺进报》样刊。
刻印《挺进报》的工具。
正在众人犹豫之时，彭咏梧让人捎来口信，建议改名为《挺进报》，一为纪念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西北、山东、晋察冀等各个战场向敌占区挺进，二是寓意革命者要挺起胸膛向前进。大家均拍手赞成，于是《读者新闻》第三期改为《挺进报》创刊号。吴子见的隶书书法不错，大家推举由他题写报头，出自吴子见笔下的“挺进报”三个隶书大字果然十分挺拔，《挺进报》就这样诞生了。
陈然以前做过秘密印刷散发传单的工作，吴子见是《中国学生导报》的发起人之一，眼下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另外刘熔铸在书店工作，综合这些条件，他们认为把这份油印小报办好并不困难。但重庆毕竟是国民党的老巢，几个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油印工作放在陈然家里，他的家在南岸的一家机器修理厂，陈然就是这个厂的代理厂长。
这里地处偏僻位置，背后是山坡，三面是围墙，厂子楼下是车间，楼上住着陈然的家人。在此印制《挺进报》，再合适不过了。
白天，蒋一苇负责刻版；晚上，陈然负责油印。陈然用一层厚纸把房间木板上的缝隙糊住，窗户上再挂一床毯子，又用黑纸把电灯包起来，这样外面看不到屋里的人在开灯工作。为防敌人搜查，陈然甚至不用油印机。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蜡纸钉在桌上，再用打磨光滑的竹片代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印完后把竹片烧掉，不留一点痕迹。重庆是有名的“火炉”，陈然家那间狭小的房间温度更高，在酷暑季节算得是火炉中的火炉，但每当陈然走进那间小屋开始印刷，不到工作结束，他不会中途出来。陈然的妈妈总是默默地关心着他。陈然工作时，她就在外边为他放哨。
新中国成立后，吴子见曾撰文深情回忆办《挺进报》的这段时光。他说，读到小说《红岩》中办《挺进报》的那些章节，不禁回忆起在重庆进行的地下革命斗争，也想起了刘国鋕、江竹筠、蒋一苇这些共同办《挺进报》的战友和同志。在《回忆挺进报及战友们》一文中，吴子见这样写道：
《新华日报》被封闭之后，蒋管区的人民，听不到党的声音了，听不到我军进行自卫战争的消息了，大家感到十分苦闷和彷徨。
这时，我们原来在党的领导下办刊物的几个青年，便计划着编印一种地下报纸，来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让人们看到光明，受到鼓舞。特别在3月19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之后，反动派大肆造谣叫嚣，更使我们感到有出版地下报纸的必要。
当时我们拥有编印地下报纸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搞到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同时，还找到了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合适关系。我们之中的陈然同志，又是重庆南岸野猫溪镇上一个农具修配厂的厂长。这个厂依山建筑，陈然同志的家，就住在工厂高处的楼房里，环境比较僻静，便于印刷秘密报纸。
《挺进报》出刊两期后，一天，彭咏梧秘密来到开明图书局门市部，向刘熔铸传达市委指示：《彷徨》停刊，把《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出版发行工作；报纸印数尽可能增加，由原来的每期二三百份增加到一千份；印刷质量尽快提高，报纸印出来后交给市委由专人发行；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由刘熔铸负责筹集，如有自愿捐助者不必拒绝，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
这样，彭咏梧实际上成了《挺进报》的直接领导人。
1947年11月，《挺进报》成立特别支部，刘熔铸、陈然先后担任特支书记。经过几个人认真研究试验，报纸的刻写、印刷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挺进报》真实而迅速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和解放军的捷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国民党舆论控制最为严密的地区，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