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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留王卫东吃饭,他也没客气。相识几十年,我们间的走动比亲戚还频繁,就在腊月里,他还给我们送来了糯米、花生、鸡蛋,还有一只四斤多重的老母鸡。

半个小时不到,王卫东拎着两盒麻糕两包红枣来了。我责怪他不该乱花钱。他头也不抬地说,过年哪能空手来呢。

我去忙菜,他在客厅里看电视。妻子问秀芳怎么样?王卫东只顾看电视。电视里正放着《欢乐家庭》节目,主持人、嘉宾和观众都玩得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妻子让他吃元宝,在我们这里,过年时花生和瓜子就变成了元宝。他抓起一把元宝,似乎想起我妻子刚才的问话,低声说,过了年又长一岁了。

几杯酒下肚,他那干枣似的脸上开始微红起来,一道道皱纹相互挤着,像厚厚的橘子皮。我问他底下的路怎么走?他放下酒杯,望着我。显然,他明白我问的意思。

王卫东不再喝酒,只是不停地扳着手指头。他的手指又瘦又长,指骨却很粗,竹节似的。

掐灭手里的烟,他终于闷着头说,九十一万,已经花了二十六万,花完了再说。

妻子又给他斟了一杯酒,着急地说,一天几千块,也撑不了几个月。

我把了解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并帮他分析,专家们的意见是,江秀芳已没有醒过来的可能,她能活着,完全在于呼吸机。一拿,人就走了。某种意义上说,江秀芳现在住在医院里已没有任何意义。

王卫东不再说话,只是拿筷子搛着花生米。他搛得很慢,搛一颗,看一眼,然后再送进嘴里,慢慢嚼。其实,这话王卫东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在上海,专家们多次委婉地表明过。

妻子退休前在药房工作,说话历来直来直去。她告诉王卫东,江秀芳连植物人都不是,有的植物人十年八年还能醒过来,但江秀芳已经不可能了,她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年前妻子去看过江秀芳,一百二十多斤的人已瘦成六十多斤,只剩下一个骨架子。

王卫东放下筷子,拿手抓着头。乱蓬蓬的头发被抓得东倒西歪,像秋天河边的茅草。抓着抓着,他突然用力往下揪,枯树皮似的手上青筋凸起,嘴角直咧,露出一侧牙床,还有两颗发黑的门牙。我真担心他把那两颗门牙咬碎。

手松了,几绺白发飘下来,落在面前的菜碗里。终于,他抬起头,一仰脖子,喝完酒,粗着声说,那钱是她的。

我们都听懂了,他说的那钱是指医院的赔偿款。我们面面相觑,不再吭声。

沉默了一支烟工夫,匆匆扒完一碗饭,要走了,王卫东终于叹了口气说,再说,她还没走,终究是活人。

送走王卫东,望着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黑夜里,我和妻子心情平静不下来。王卫东粗沉的鼻息仍在屋里回荡,拽下的白发仍在眼前飘飞。妻子问我,难道卫东真的不清楚这样下去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人财两空?对这事他父亲王元庆怎么看?卫东好多事都听他的。

谈到王元庆,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驼背的、可亲可敬的老木匠。离开王家垛三十多年,但我的心仍留在那,不但年年都要回去几趟,就连夜里做梦都常常梦到当时的情景。我忘不了,当年我个子不高,身子单薄,干农活总是掉在人家后面。农忙季节最怕割麦割稻,每每这时,王元庆总是天不亮便帮我磨好几把刀,上工前先帮我割上一节田,这样才能保证我不落在别人后面。一次我患肠炎,只能吃稀的,王元庆三顿给我煮挂面,炖鸡蛋。要知道那时挂面和鸡蛋在农村都是稀罕物,过生日才能吃上挂面。特别是鸡蛋,农民都指望拿它到小店里换日用品。别的知青一个月也难吃上一顿肉,我却一个月能吃上七八顿。王元庆是手艺人,哪家砌屋上梁,哪家嫁女打嫁妆,总要带上我,说是学徒,实则带着我跟在后面吃肉改善生活。

夜已深了,我们睡意全无,心乱如麻,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替王卫东着急。祸反正已经惹下了,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要知道他现在可算是穷困至极,父亲王元庆有病要看,儿子王小亮成天吵着要买房,他自己又天天要来医院,干不了活,挣不了钱。全家只出不进,阴天驮稻草,越驮越重,最终肯定会压垮。

我对妻子说,长痛不如短痛,这个事我们一定要帮他一下。妻子理解我的意思,点了点头,至于帮什么,我和妻子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有说破。妻子随即又担忧地说,这事太复杂,牵涉到的人多,王卫东、王元庆、王小亮,还有王卫东的两个内弟,他们的意见甚至比王卫东还重要,不好拢在一起。我说先不拢,分头做工作,只能各个击破。我自信地对妻子说,这些人我都能说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