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心

这队俘虏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我被一队日本兵簇拥着，跌跌撞撞走到江边，像只被牵来展览的猴子。他们呢，也算是完成了任务，谁也不能说日本人把俘虏全杀光了。

现在的我，不害怕，不难过，不疼痛，不害臊，不渴，不饿，不想张嘴，不想睁眼，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我用肿胀的眼缝瞧了瞧鬼子的刺刀。上面的血干了，刀刃好久没磨过，被血水锈蚀得发黑，竟有几只苍蝇蹲在上面。这座城被血水煮沸了，连苍蝇都活了过来。如此钝的刺刀捅进身体里，想必是剧痛无比的吧？不过，这样的痛才正合心思，如果鬼子给我一刺刀，我大概会有嘴里含块糖的感觉。

鬼子的淡黄色军服上也有血，喷溅状，有几颗椭圆形的血迹格外大。这种红色格外恐怖。比如，血流到江水里是一种红色，血喷在草丛上是一种红色，血洒在黑土里是一种红色，血溅在绿色的叶子上是一种红色，血流过刀刃是一种红色，可是，所有这些红色都没有淡黄色军服上的血色毛骨悚然。这是来自虚无的恐怖，永远也洗不掉，那种红色会变黑，变成一块污渍，最后把军服布料腐蚀掉，变成黑洞。

我打量鬼子抓着步枪的手。指甲很厚，积着油污，手背开裂，像是干了多年的农活。一双又丑又瘦，像老树枝一样干枯的手杀起人来，大多是毫无恻隐之心的。那些手摸惯了枪，已经是三八式步枪的一部分，也是刺刀的一部分。他们的灵魂已不在自己躯体里，而是在枪身上。有个鬼子扫了我一眼，大概是想看看我还能活多久。那眼睛里带着一丝笑意，但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到了这种笑意，你就会对生不再抱任何希望。

我被甩在一群人中间。有俘虏，有平民。不少人被麻绳拴着，或用铁丝穿着肩胛骨。日本人开始架机关枪，远远听见子弹链哗哗的响声。人群一阵骚动，但不是逃跑，因为无处可逃。人们在相互道别。

我身旁的一个老兵从怀里拿出一封家信，看了我一眼，迎风把信撕了。那眼神我真熟悉，是后悔，是难过，又一言难尽。有一对母女在低声说话。母亲的肩被铁丝穿着，她似乎也不疼了，有气无力地对女孩子说，等一会儿枪响了，娘用身子压住你，你装死，待到天黑了，往城外逃，千万莫得回城。还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从怀里摸出一块田黄石印章，爱惜地端详了一下，对我笑了笑。这笑容我也读懂了，有一丝希望他也会留着这个东西，现在呢，是一丝希望也没有了。男人把印章高高举起，砸碎在石头上。

重机枪响了，响个不停，就像有人在广阔的江面上甩鞭子。子弹从耳边、头顶、脸颊旁边嗖嗖地飞过，那么近，我简直看得见他们，只要伸手一抓，就能像抓蚊子一样把他们抓下来。我前面一个高个子男人的后脑勺，像摔在地上的西瓜迸开了，溅了我一脸血和脑浆。他重重地倒下时，把我也拦腰压在下面。

枪响了很久，我睁着眼睛，望着天上的云，不时有子弹打着人的肉身，发出扑扑的声音。我简直要睡着了，重机枪才停下来。日本兵端着刺刀，军官拿着手枪或军刀，踏着遍地尸体检查有没有活着的。我晕晕乎乎地站起来。我本来也不想活了，更不想躺着被鬼子捅上一刺刀再死。一个日军少尉看见了，又不急于过来。他踢了一个俘虏一脚，老兵转过满是血的脸，费力地翘开一只瞎眼，用黑色的眼缝看了看他。少尉朝着老兵的额头开了一枪。他又来到那个母女身旁，用军刀劈了下母亲的大腿。这女人死了。他又看了看尸体下面的女孩子，想了想，竖起军刀，向下一压。刀刃穿过母亲的腹部，又穿过女孩子胸口。那女孩子嘤嘤地哭了几声，死了。

少尉走到我面前，歪着脑袋，嘲讽地看着我。他认出了我，是他押着我来这里的。他的冷笑中又有一丝诧异，好像在问，你怎么还活着？他困惑地摇了摇头，把我扔在那儿，似乎知道我已是个活死人了，不会逃跑。

人杀光了。这个少尉递给我一只黑亮的铁钩子，生硬地说，你来，收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