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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吃了一碗鱼汤面，我便乘上通往王家垛的公交车。妻子年前被人撞断了腿，不然也要一起去。从城里到王家垛二十公里，经过三个乡十二个站点，我闭着眼也能摸到。
王元庆的家是那么的熟悉，楼房是六年前砌的，三层，没有装修，只刷了白。屋里只有一个条柜，一张方桌，空空荡荡，客厅里一台电视机还显得有点现代气息。
王元庆七十多岁了，背驼腰歪，两颗门牙也掉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两道剑眉，又黑又长，又叫寿眉。我去时他正在院子里做小木椅，只见那双粗大的手上爬满了青筋，一层又一层的皱褶，露出大小不一的褐斑。他对我说，老了做不动其他活，做些小木椅赶集卖，贴补贴补家用。
王元庆右手撑地，使了几次劲才爬起身，一瘸一拐进了厨房，煮蛋茶。农村来亲戚了要煮蛋茶，煮几只要看尊贵程度。王元庆的妻子去世多年，两年前他右侧股骨头坏死，医院让动手术，他一听说要两万多，死活不肯，说七十大几的人了，还挨一刀干什么？我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主动提出钱我出，但他怎么也不松口。
王元庆端着蛋茶来了，九只鸡蛋，满满一大碗。王元庆坐在桌边看着我吃，很享受地在一边抽着烟。王元庆是个厚道人，年轻时手艺好人品好，从不跟谁斗气争理，工钱多少主家说了算，谁家有事喊一声，不管多忙都去帮一手。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有一年他家卖了一头猪，一百二十块钱藏在碗橱顶上，留着王卫东相亲用的。但第二天发现钱没了。民兵营长带人查了一整天，原来被邻居的一个亲戚偷走了。农村人最恨小偷，这种人最缺德。小偷被抓来了，绑到树上，男女老少抢着拿皮带抽，小偷被抽得哭爹喊娘。王元庆看不下去了，主动上前为小偷松了绑。众人不解，他劝众人，他家穷，年纪小，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做这事。
我和王元庆谈到了王卫东，谈到了江秀芳。王元庆默默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他拿眼朝院子外望。我这才注意到，王元庆两只眼袋耷拉着，比眼睛大，像脸上的一道坝，长长的剑眉则像坝上的树。他的眼光混浊得很，深秋的雾一般。几支烟吸完了，他才回过头，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打摆子咋惹这种祸？造孽呀，造孽呀！
我把江秀芳的情况分析给王元庆听，劝道，祸已经惹了，再去埋怨也没什么用，人倒霉喝水都能呛死。但像这样拖下去总归不是办法，江秀芳肯定救不活，钱花了，王卫东也垮了，最后只能落个人财两空。
王元庆问，那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说道，不是我的意思，是医院的看法，医生的看法。
王元庆的身子突然哆嗦了一下，倏地往前倾，眼看就要磕下地，我赶紧伸手扶住。待他回过神，我又劝道，要相信科学，人不能单凭感情用事。
王元庆拿眼定定地望着我，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嘴张成一个黑洞，深不见底。半天才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人命关天呀，毕竟人还没走。
我有点着急了，跟他解释什么是呼吸机，再三强调这呼吸机一拿掉人就立即没了。我边说边做着拿掉呼吸机的动作。王元庆呆呆地望着我的手，不再说话，只是拿手搔着头。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剩下几根也枯草一般耷拉着。很快，蓝棉袄上便落满了一层头屑，白花花的虱子一般。
门前传来一阵摩托车响。不一会儿，王卫东的儿子小亮回来了。刺眼的是，过年理了个公鸡头，尖尖的扎眼。他看见我了，叫了声大大便进里屋玩手机。我纳闷，平时蛮听话的小亮怎么理了个这个头？王元庆告诉说，他这是在怄气，怄他爸的气。小亮谈了女朋友，闹着要在城里买房。王卫东凑了十万块首付，余下的三十万拿不出。小亮便开始没有好脸色。
他们家过去的底子还不错，但接二连三有事，结婚、建房、生病。王卫东又是个义道人，不少人欠他的钱，又拉不下脸来要。江秀芳两个弟弟一个差他五万，一个差他四个月的装潢钱，要了几回，现在都生分了。
听到我回到村里，不少熟悉的人都来玩。我想正好走动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帮忙做做王卫东和王元庆的工作。我找到了老村长，找到了辈分最高的四爹，找到了王卫东从小玩大的伙伴。但他们除了同情叹息之外，没有谁肯搭话。看得出，他们谁也不愿意涉及这个敏感的话题。
失望之际，远远地看见有个穿白羽绒服的女人过来了，尖着嗓子喊，大干部走亲戚来了。女人的嘴唇抹得猩红，远远望过去像嘴里叼着火。当地人喊大干部是一种戏侃，来自一个妇女跟村治保主任通奸，吹嘘睡了个大干部。我认得来人叫“狐狸眼”，三年前跟男人离了婚，专门帮放高利贷的人吸储。王元庆告诉我，自从王卫东从上海打了官司回来后，她经常深更半夜往王卫东家跑，动员他把赔偿款存到她那儿，利息八厘。
我不接“狐狸眼”的茬，跟王元庆辞行回城。王元庆拄着拐杖执意送我，我心疼他那一瘸一拐的腿，把他按到长凳上。他拉着我的手，四处张望了一下才低了声说，我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管不了那么多，这事总得人家娘家人说了才行。
王元庆说的话我懂，在农村，女人的娘家人不能得罪。受夫家欺了，娘家兄弟要出面出气，大的事情须娘家人点头，就连死了最后入棺，还须娘家人执钉。否则新账旧账一起算，打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都时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