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共同体

回到本部分最初的问题，是否存在着普遍的民主理念和统一的民主运行方式？从雅典的民主实践和反思来看，民主理念和可能的运行方式，在早期的人类政治实践中已经产生分歧。如前所述，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将权利优先作为民主第一要义，主体个体自我管理权利、普遍分享公共治理权利。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公共权力开放体系的建构，比如权力分立制衡、普选权的推广等。第二种，将善作为第一要义，共同体之善是最高之善，个体之善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达到至善，个体权利仅是特殊之善。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即个体自主。因此不仅要开放权力，更重要的是使权责相配，保证善的最终实现。它所实现的条件比前者复杂得多，比如个体德性的养成、优秀品质的培育、公共生活经验的积累，将个体特质与公共权力获取精准匹配的人才安排机制，确保秩序和稳定来维护共同体存在、不被撕裂的社会统一力量建设，防范特殊之善获得普遍之名引发政治倒退的纠错机制，等等。

权利既是被给予的，又是需要获取的，给予性来自人以共同体成员存在的事实，获取则是对个体追求至善和自我完善的平衡，以德配位，以善成人。即使是权利优先的民主，也要以善为前提，因为只有个体获得完整的品质，才能真正做到以独立自我之名行使权利，否则只会被偏见和冲动所摆布，沦为政客工具。

民主理念有分歧，其运行方式自然也就不同，在实现民主的路径上不存在统一可复制的标准答案。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详加考察后，也一再强调他绝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2]。(https://www.daowen.com)

根据民主内涵的不同，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个层次的民主理念，从表面看，民主主张政治主体个体的自我管理权利、分享公共治理权利，以普遍的政治参与作为实践路径；从深层次看，民主应该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个体共享共同体持续性实质性发展权利和成果，以普遍而有区别的政治参与作为实践路径。

从民主的建构逻辑分析，第一层次的民主以权力分立、公权开放为前提，第二层次的民主还需要健全理性的个体政治意识、与德位相配的权力安排体系、规范科学的决策机制、稳健秩序化的制度运行。实现第一层次的民主并不容易，需要经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这一民主在政治国家中极为常见，如美国、法国等，这些国家通常强调个体优先，无限尊重个体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防范集中的政治力量对个体权利的侵犯。但如果我们将民主内涵拓展至第二层次，则会发现第一层次的民主实际很难实现，因为现实政治中，独立自主、拥有美德和智慧的理想政治个体是极度匮乏的，这就降低了公民进行合理的政治判断、行使政治权利的质量。“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3]，最终导致民粹主义高涨，政治决策成为民意复制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