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生态问题内在机理的多重维度
生态虚无主义是阻碍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生态认识和生态重建的最大障碍。不克服和批判这一思潮，生态修复之路可能会遥遥无期甚至毫无指望。因此，就像马克思当年对黑格尔颠倒的体系进行再颠倒一样，在智识上，我们同样要对生态虚无主义所造成的颠倒进行再颠倒。这种二次颠倒是生态问题重建上势在必行的一个艰巨工作，除非我们抱着“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精致利己主义态度而继续任性下去，那就另当别论了。
与生态虚无主义所混淆的视听相反，我们认为，今天的生态问题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生态问题截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将今天的生态问题与古代的生态问题并置，这种做法除了说明自己智识思考上的懒惰之外什么也不能说明。它不仅无助于把握生态问题的当代流变，反而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反思当今的生态问题，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几种特质，而这些特质在古代生态问题中是不存在的。
第一，当今的生态事件具有同质性。古代的生态问题是地方性、局部性、个案性的，各地发生的生态事件无论是从产生根源、表现形式还是影响后果来讲都具有差异性或异质性。这显然与今天的生态事件不可同日而语。当今的生态问题从产生根源上来讲，具有同根同源性；从表现形式来讲，也有相同的症候；从生态后果来讲，同样具有相似的危害性。很多人之所以认为生态问题不是当今时代特有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古今生态事件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从而模糊甚至混淆了古今生态事件的界线。吉登斯正确地指出，“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了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20]。吉登斯说得非常明确，当今的生态危机是一种人为危机，是随着知识扩张、工业主义和现代性蔓延所带来的危机。
第二，当今的生态事件具有可复制性。当今生态问题之所以具有同质性，根本原因在于生态事件的发生过程具有可复制性。古代的生态事件是个案性的，其发生背后有深厚的特殊背景，因而它不具有可复制性。但今天生态事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具有可复制性，这种可复制性有两重表现：从空间上来讲，某地发生的生态事件会在其他地方反复重演；从时间上来讲，以往发生的生态事件也会在今后不断重演。而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重演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古代的生态事件也会重演，也只是区域内的小规模重演，不会像现在一样在大规模范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重演。正像吉登斯指出的，生态危机与现代性等的扩张联系在一起，而“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21]，“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22]，而且它还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23]。因此吉登斯总结道：“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24]吉登斯针对英国的疯牛病事件指出，“许多人将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看成是个一次性的问题，即仅仅是一个英国的问题；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尔的一次不成功的规治。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或者说它不只是这两者。疯牛病事件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25]正因为“现代性的循环”，使得疯牛病、核泄漏、垃圾问题等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当今的生态事件在时空渗透上具有无限弥散性。古代生态事件具有疆域性和界限性，它的扩张有一定的界域限制，不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和能力。而当今生态事件在空间上的扩张则呈现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特性。它向两个维度扩张：一是它不断往外在空间领域扩张，从社区、地域、国家、全球、大气层一直到外太空，其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并呈现出加速趋势。二是它不断往内在微观领域渗透，除了地表的污染之外，这种渗透不断往空气、食品、土壤、地下水等全面蔓延，从而使得当今的生态污染具有日常生活化特性。因此，吉登斯指出，“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26]。为此，吉登斯认为，“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27]。
第四，当今的生态事件具有技术主义的背景架构。当今生态事件的复制性、弥散性与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疯狂扩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生态事件的可复制性可能与科学技术的可复制性紧密捆绑在一起。就像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到达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28]。大规模的生态灾难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这几百年恰恰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扩展的时代。而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出现具有非常强烈的控制自然的意识。17世纪以前甚至直到20世纪以前，技术对于很多民族来讲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水平，科学依然处于宗教的从属地位，它对自然的影响或环境的改变非常有限，“对于直到本世纪为止的大多数社会和文明来说，保存族类的技术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粗糙和原始的水平上，并且整个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是：那时环境的实际的改变，与最近两个世纪的成就相比，是极小的”[29]。而17世纪以后，正像威廉·莱斯所指出的，以科学技术的方式控制自然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疯狂掠夺。
第五，当今的生态事件具有资本逐利逻辑的驱动。生态恶化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姻，资本从本性上来讲是反生态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交换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在追求交换价值的逻辑的支配下，所有的价值观、消费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扭曲。在价值观上，金钱至上成了人们行事的准则，为了疯狂的追求利润，人们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强取豪夺。在消费观上，人们同样奉行多多益善的物质占有观念。威廉·莱斯指出，资本主义力图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行为方式，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的首要任务，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使得“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30]。
第六，当今的生态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不可修复性。古代的生态事件所造成的生态后果不是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即使生态问题发生过，但这些地区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原的。而今天的生态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斩根断源式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是一种永久性的破坏，无论经过多长时间，这种破坏性的后果无论是靠自然力还是靠人力，都始终无法消除。这种根源性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从而是不可修复的，具有不可逆性，甚至只会呈现出继续恶化的趋向。因此，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具有不可逆性，“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的环境危机”[31]。而这种生态危机不可逆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存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