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虚无主义的多重面相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尼采等人就已经揭示了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命运，并指证了虚无主义在他们时代的粉墨登场。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说的“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1]，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以及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所声称的“上帝死了”[3]，都是这种指证的最明确的例子。然而，究竟什么是虚无主义？也许海德格尔的解释触及了虚无主义的实质，他认为，虚无主义即是对“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4]。简而言之，虚无主义就是对价值、是非、黑白、美丑、轻重等的颠倒。一旦最崇高、最美好、最高贵、最重要的东西被践踏在脚下，而最猥琐、最丑陋、最轻微、最低劣的东西反而被捧上神坛之后，那么一个价值失重、一切都轻飘飘的虚无主义世界就来临了。而今天的人们依然处在这样的世界状态中，并且这一状态不仅没有减轻，相反，价值失重的态势愈加严重。虚无主义向任何一个领域渗透，它的身影无处不见，就像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故而，历史领域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领域有文化虚无主义，今天在生态领域，同样也有生态虚无主义。
生态虚无主义是生态学领域价值观的一种颠倒，这种颠倒弱化了生态问题严重性的事实，掩盖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误导了生态问题改善的途径。这种价值观颠倒的生态虚无主义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生态评估上，无视生态恶化的现状，甚至刻意遮蔽生态恶化的事实。这种遮蔽有多重维度：（1）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并非像人们描述的那么严重，甚至将主张生态保护的人斥责为阴谋论者，指责他们夸大事实、制造危机。必要时甚至祭出“科学”的大旗，以违背科学或反科学的名义攻击环保主义者。对此，吉登斯批评道：“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5]（2）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当今时代才有的问题，历史上同样有生态问题，从而主张生态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始终的永恒的问题。这样一种主张貌似温和，其实是想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将生态问题自然化，从而掩盖生态问题产生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就目前受到关注的污染问题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进行论争的人完全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值得担忧的原因。例如，全球变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时也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自然现象”[6]。
其次，在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上，混淆生态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颠倒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的关系。这种混淆也有以下几种表现：（1）将原因归结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当。认为现代人无节制的消费方式、环保观念的低下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针对这种诉诸个体原因而回避体制性或生产方式原因的观念，福斯特驳斥道：“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对个体赋予了太多责任感，却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7]（2）将原因归结为穷人和穷国的贪婪和无节制。认为穷人和不发达国家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为贫穷导致他们肆意地掠夺地球。比如弗朗西斯·福山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他曾经说：“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不论有毒废弃物的处理还是热带雨林的砍伐，都是些发展中国家，它们要么是为贫困所迫除了开采自然资源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要么是根本没有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社会规范。”[8]（3）将原因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马克思常常被看作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9]，因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制度是效率低下、粗放型的、缺乏管理的恶性制度。福山就认为，“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重大障碍”[10]。而“健康的环境是一种奢侈，只有那些拥有财富和经济活力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11]。按照福山的逻辑，社会主义意味着永远的贫穷，而这种贫穷注定了它们与良好的环境无缘。
再次，在生态问题改善的出路上，将细枝末节的改善抬高到治本的地步，却将治本的方法予以遮蔽。这种本末颠倒的路径表现为：
（1）主张科技救世论。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完全寄托在科技上，认为科技的进步一定会根治恶化的环境。所以，福斯特对此讥讽道：“华盛顿以及某些大石油公司甚至对像《京都议定书》这样温和的协议也坚决反对，于是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这类近乎天方夜谭的研究，希望它能成为长远的解决方案。”[12]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科学沦为利润的附庸，“科学也常常在企业的影响下违背信念，为无可辩护的事物进行辩护”[13]。(https://www.daowen.com)
（2）主张市场万能论。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完全寄托在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引入上，认为市场机制能有效制约企业在环境问题上的恶性行为。对此，福斯特反问：“尝试将自然环境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后者没有根本的转变），是否将形成一个新的凌驾于生态之上的经济帝国——一种取代不再奏效的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14]
（3）主张个人主义能动论。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完全寄托在个人或社区环保意识的提高上，认为只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生态环境就会逐渐好转。为此，福斯特指出，“然而在大多数生态道德呼吁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臆断，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如果人们作为个体能够转变自己的道德立场，尊重自然，改变自己在诸如繁衍、消费以及商业领域的行为，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15]。
（4）主张精英智慧论。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寄托在世界各国精英人物的决策上，认为各国精英的通力决策一定会拿出有效治理环境的方案。可是，福斯特却认为，“社会的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忽略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他们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改善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16]。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生态领域，我们完全处在一个颠倒的虚无主义世界当中，以至于人们对于生态问题背后的真实事态指认不清甚至完全错位。本来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西方世界观的蔓延、发达国家的霸权、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等有着内在亲缘性关系，但现在，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现代个体的行为等却被指责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此种离奇的颠倒，恰恰印证了生态领域中虚无主义蔓延的严重性。在这种颠倒的世界里，各种神话概念不断被制造出来，如“碳吸收技术”“绿色增长”“生态现代化”等成为时髦的行话。
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在8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人类始终生活在神话中，无法摆脱神话的统治，因为“启蒙倒退成神话”[17]。我们要指出的是，当今时代依然在不断制造神话，人们就生活在不断制造出来的、绚丽烂漫的神话中，以为把生态问题交给神话，就可以摆脱现实的困境，就可以走出虚无主义的阴影。这究竟是一种无知和单纯，还是一种自我麻痹和自甘堕落？面对着这样一种处境，难怪晚年的康德会发出“走向坟场的和平”[18]，以及晚年的海德格尔会发出“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9]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