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读旧作，开卷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老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这篇短短8页的文章里触及到社会人类学里许多至今还应当反复琢磨的基本问题。我想就在这些问题中挑选一些出来，谈谈我经过60年的实践后的思考。我原想用《重读〈江村经济〉》作为本文的题目，现在既把范围缩小了，题目也得改为《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关于我写这本《江村经济》和马老师为此书写序言的经过，我在1962年写的《留英记》（收入《芳草天涯》第一篇）中已有交代，在此不必再重复，于是发生了我这篇文章从何下笔的难题。正在踌躇中，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有一位朋友送我一篇1962年伦院（L.S.E.即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纪念马老师的演讲会上宣读的一篇讲词的复制件。讲员是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讲词的题目“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这篇讲词正好给了我一个下笔的入口。

先交代一下这位作者和这篇讲词。

我没有见过这位弗里德曼教授，但80年代我又获得出国访问的机会时，在国外一路听到许多同行朋友谈到关于弗里德曼的话。语气中都为我没有见到这位对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具有突出热情的社会人类学家而惋惜，甚至有人听我说还没有读过弗里德曼的著作感到奇怪。事实是这样：我于1948年暑期离英返国后，由于战争的原因，我和国外的学术界已无法继续来往。大概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弗里德曼在英国人类学界初露头角，而且名声日著，1962年已在高规格的伦院纪念马老师的会上发表讲话。听说后来1968-1970年曾一度当过伦院人类学系主任，成了马老师的接班人之一。他极力提倡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而且身体力行，做出成绩，获得“汉学人类学家”的名声。他培育了一批对中国社会文化有研究兴趣的社会人类学者，甚至有人认为他实现了马老师曾表达的愿望，开创了一代用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东方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的社会文化的风气。但不幸他在1975年过早逝世了，享年55岁。那时正在“文革”末期我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还戴着“脱帽右派”的帽子尚未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如果他能增寿10年，有机会来华，想来我们双方都会感到知己难逢，相见恨晚了。但天不作美，良缘难得，交臂错失，只能说是天意了。(https://www.daowen.com)

再说他在那篇讲词的题目坦率指出了社会人类学门学科的“Chinese Phase”。这个提法怎样译作中文？据《英华字典》phase有两解：一是方面，一是时期。用方面来译，意思是在社会人类学中有研究中国的一方面，那是比较普通的译法，因为一门学科可以有多个方面。如果译作时期，意思就有中国研究可以成为这门学科在一定时期里的主流，那就有一点自负的味道，至于译成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那么这个味道更重了。我倾向于用“方面”，但用“时期”也不能说超越了弗里德曼的本意，因为我读了他的讲词，觉得他是有点想把马老师在序言里所提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Chinese School of Sociology提高一下，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这是弗里德曼的“预言”。他们两人都寿命不够长，没有看到所预言的“学派”或“时期”实现于世，令人遗憾。

有人称弗里德曼为“汉学人类学家”，我也想加一点注释。这个名字是最近我从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王铭铭同志的一篇《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文（《人类学与民俗通讯》，第20-21期）看到的。原文是：“后来，弗里德曼成为了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或称“汉学人类学家”）共同推认的学术导师”。

汉学人类学的英文对译我没有见到过，这可能是由于我和外文资料接触太少所致，如果在英国此词现已流行，则弗里德曼所说的Chinese Phase确应译作“中国时期”甚至“中国时代”了。

这里插入一段有关掌故可能会有些启发。西欧各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已有好几个世纪，一般包括在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之内，研究中国的东方学称Sinology，这类学者称作Sinologist。汉学或东方学来源于此。记得我在《留英记》里说过，我在接受博士考试时，有一位考官是罗斯（Sir Denison Ross），就是一位当时有名的东方学者。马老师事后曾为我解释说，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需要得到东方学者的认可。可见直到30年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英国还属于东方学者的“领地”。但是马老师取得罗斯的同意把社会人类学跨进了这种学术王国里的传统界线。弗里德曼接着在60年代就在这块园地上撑起了“研究中国的人类学”（甚至有人称之为“汉学人类学”）这面旗子了。如果东方学者不出来抗议，就表明英国学术界里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