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弗里德曼在那篇讲演中提到了一系列在30和60年代研究中国的英美人类学者，这些都是1938年我离开伦敦之后所发生的事。当时我已是西方社会人类学界的局外人，看了弗里德曼这篇演讲的复制件才得知有些西方人类学者把研究对象指向了中国。

我特别注意到弗里德曼首先提到的是现在还和我通信问好的伦院的老师弗思（R.Firth）教授，现在已是雷蒙德（Sir Raymond）了。他是最早赏识我这本《江村经济》的老师。我在《留英记》里已讲过，我初到伦院时，他是系里为我指定的导师。他和我商量写论文的内容时，我先提出“花蓝瑶的社会组织”，后来补充说我在来英之前又调查了一个家乡的农村。他看了我两篇节略后，建议我写《江村经济》，我一直不明白他作出这个选择时的考虑。现在联系了当时社会人类学的处境来说，可以猜测他已看到这门学科正面临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起点上。他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

弗里德曼的演讲里提到一段我过去不知道的事。他说1938年，应当是我在离英之后弗思曾寄了一篇论文给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这一期还标明专门献给“L.S.E.的人类学”。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微型社会学”的概念，用来专指马老师所说“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马老师的那篇序言里曾说过“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中文版第4页）。六年后（1944年），弗思又在伦院的讲坛上再一次说微型社会学是人类学在战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微型社会人类学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他加重了口气说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他在1952年又强调了局限于小单位的观察有多种好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提出来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弗思把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提高到了社会人类学发展方向上来了。从马老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到弗思的“微型社会学”是一个飞跃，并为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开辟了道路。

弗思教授不但在理论上作出先导，而且就在这时候准备在行动上付诸实践，就是打算到中国来做“微型社会学”的试验。他开始学习汉文汉语，据说后来他发现汉文汉语不容易在短期内掌握，所以不得不改变计划，半途在马来西亚停了下来。1939年，他选择了马来半岛东北角沿海的吉兰丹（Kelantan）地方的一个滨海的渔村开始用社会人类学方法进行微型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弗思教授这次亚洲之行并没有同我和吴文藻联系，当时我国对外通信渠道已经断绝。他改变计划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在语言上的困难，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他启程时日本侵略军已攻占了半个中国，前锋已到达桂黔边境，而日本还没有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西亚尚未进入战时状态。弗思教授就利用这短短一年多平静的时期取得研究一个亚洲的渔村的机会。在日军进入马来西亚的1941年返回伦敦，编写他那本Malay Fisherman的初版。大战结束后，他于1946和1963年又两次重访这个渔村，改写了这本微型社会学的代表作，正是在弗里德曼发表那篇演讲的下一年出版。

说来也很有意思的是，一向不主张人类学者从微小社区入手研究一个文明的大民族文化的利奇教授，自己却利用参加英国军队进入缅甸的机会，大概在1940年前后，在中缅边境开始研究缅甸境内的景颇族的山官制度（所著的书是1954年出版的）。他在英军溃退时，靠我们的军队掩护，从滇缅路撤退，到达昆明时，我还在云南大学教书，他的临时住所就在翠湖边，和我只隔了一条街。可是他没有通知我，以致我们两人失之交臂，没有见面。(https://www.daowen.com)

在弗里德曼的演讲中提到的西方人类学者在1938年之后到中国来研究的还有牛津（Oxford）的纽厄尔（W.H.Newell），科内尔（Cornell）的斯金纳（C.W.Skinner），哥伦比亚（Columbia）的弗里德（M.H.Fried）和L.S.E.的克鲁克（Ⅰ.Crook）。在北京解放前不久，芝加哥（Chicogo）的R.Radfield，应邀来清华讲学。他是继R.Park和A.R.Radcliffe-Brown极力主张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有力支持者，不幸都没有看到他们所催生的婴儿的成长而逝世了。中国大陆解放之后，以上提到的这些西方学者除了克鲁克之外都离开了中国。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又有一些人类学者来华做研究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弗里德曼在世时，至少在他发表这篇演讲前，并没有看到我194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介绍我们抗战时期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在他这篇演讲里只能说到我返国后在左右两堵政治墙壁上撞破了头，似乎从此休矣。这怪不得弗里德曼，当时国际信息远不如当前这么发达，曾有一个时候西方曾盛传我已不在人世。但是马老师赞扬的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在西方固然没有得到响应，我们中国学者却还守着他的遗训，而且有所发展。他如果在世时能看到我们在中国做出的探索，也许对他所主张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支持。

我觉得抱歉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对弗里德曼本人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成绩不能多说几句。一是因为我们并无一面之缘，第二是因为除了这篇演讲的复制件外，我还没有机会读到过他的著作。我只能借上引王铭铭的文章里的话来说，他是现在英国“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或称“汉学人类学家”）共同推认的学术导师。其影响至今不衰，他的后代现在已成为西方汉学人类学的中坚力量”。他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地位，这几句话已足够定论了。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向弗里德曼的原著认真学习，提高我对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科学认识。

下面接着我想就我自己实践中得来的思考，对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所需解决的几个理论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我倒并不急于和西方人类学者对话，更不想抬杠，还是为了推进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用此余生作出一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