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弗里德曼是想紧紧抓住了马老师在《江村经济·序言》开始就说的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句话作为在社会人类学的领域里开创一个新风气的根据。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

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30年代前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但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类学的讽刺。马老师是在这陈旧的空气里熏染成长的，当他发表他的成名之作时，竟也把“野蛮人”这个我们现在听来十分刺耳的污辱人的名称用在他所著的书名里，但他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公开发出了预言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他在给《江村经济》写序言时，就引用了这句预言，并表示终于看到了这预言开始实现的喜悦。至于这句预言原来的出处，在序言中并未注明。

其实他这句预言是用了极为温和的口气表达的。只希望人类学对当时被划分为文野的两类人等同“关注”。这种口气相当于为人类学开阔一个研究的“方面”。60年代弗里德曼用的phase一字就注入了“新时期”甚至“新时代”的意味了。这30年里怎样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不能不想起就在这30年里发生过震动全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使大英帝国瓦解了，世界各地被殖民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类学者还想用过去那种气势凌人地到原来殖民地上的人民中间去进行所谓调查研究的田野作业，免不了要吃闭门羹了。这是大势所趋，人类学这门学科要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另辟路径，开拓新的研究园地。这时自会有人想起马老师的预言。当时在伦院人类学系后来接班当主任的弗里德曼反应得比较迅速，跟着马老师指导的方向，看到了中国，想一举而抹掉“文野”之别。现在又过了30多年回头看，他未免急躁一点，在当时要树立起“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或“汉学人类学”，条件似乎不够成熟，以致壮心未酬，赍志而殁。文野这条人为的鸿沟仍未填平。(https://www.daowen.com)

马老师在序言里提到这预言时，心里明白要跨过这文野之别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他在序言里接着说“这一段引语中包含着对现代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提出了重要基本要求，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现代文化的传播”。他在写序的当时自己就在非洲研究现代各民族的关系，触及现代文明和土著文化中间这条文野鸿沟，也面对着一系列对他原有实地调查方法和理论的挑战。他也明白自己的探索就会在这条路子上爬上一个台阶，他要为人类学更上这层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过渡到对文明人的研究，筑好一顶楼梯。但是由于寿命的限制，只遗下了一大堆残稿，后来，虽经他的门生于1945年整理成了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但他想建立的这顶楼梯还只是一个初步设计的图稿，留下许多空隙没有填实。

马老师看重《江村经济》的原因，到现在我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可能是他在我这本书的骨子里看到了一些所希望培育的苗头。也许他曾考虑过，吴文藻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小小队伍有可能就是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我当时实在不太能领会他说“社会学中国学派”时的期待心情。我曾多次坦白地说过，这本《江村经济》在我是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当时我哪里会有这种本领看出了马老师的用心？经过了30年的坎坷境遇之后，才如梦初醒，在1985年不自觉地吐出“愧赧对旧作”这句话。今天又过了10年才进一步发觉当时感到愧赧的原因是辜负了老师当时的这片心愿。能有此悟，还得感谢弗里德曼这篇演讲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