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弗里德曼在这篇演讲里，讲到了马老师离英后海外人类学者研究中国的企图和困惑。马老师这一代人在社会人类学里奠定了着重“田野作业”的传统，就是要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这个“田野作业”的调查方法虽不能说是从马老师开始，但他以后的社会人类学者都以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人中的实地研究作为范本。马老师研究过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土人是世世代代在这小岛上生活的人，为数不过几千人，长期和外界隔绝，往来稀少，有一点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里的人物。像马老师这样有经验的人类学者在这岛上住上几年，用当地土语和当地土人亲密往来是不难做到的，可以说具备亲自接触和参与当地土人生活的条件，这就是为社会人类学者采取田野作业布置下的理想环境。马老师充分利用这些客观条件结合了主观的才能和努力，为社会人类学提升了一个阶段，走出书斋进入田野。

现在要从这种对过去曾被称过“野蛮人”的研究所用的田野方法去研究“文明人”行得通么？这是一个想把社会人类学再提高一个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马老师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一开始就列举若干他认为本书的优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他加上一句提醒西方的读者说，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上面的引语，我是用了中文版的译本。原文中前一句是“It is the result of work done by a native among natives”。他写完这篇序言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去他家吃便饭。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谈话中提到序里的这句话时着重说明“native”意思是指“本地人”。我当时觉得这位老人家心眼儿真不少。他怕我见怪，因为在西方native一词通常带着贬义，用来指殖民地上的野蛮人。当时我怪这位老师连这一点也值得要当面向我特地说明一下的么？随后我想起这次谈话时，发觉西方殖民主义确已深入民间的语言感觉之中。我觉得这位老师还不明白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我们也有野蛮这个词，不过只指粗鲁无礼，并不是人格的区别，更不触及人的尊严，不等于说“你不是人”。而西方把文野区别提高到了人和不是人的界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能看到至今还十分严重的西方种族矛盾的心态根源。说不定这个以种族绝灭到种族奴役为手段起家的现代西方文明会被这段历史在人们心态里的沉淀物所颠覆。天道轮回，报应说不定还是历史的规律。(https://www.daowen.com)

话似乎说远了。但这次饭桌上的谈话，还是可以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主题联系起来。我在这次读这篇序言时，又深一层考虑到这位老人家既有用native这个词来指我和我所调查的家乡父老而怕我见怪之意，为什么偏要用这词，说这句话呢？看看前后文就不难明白这是有意说给有种族歧视的西方人听的，尤其是西方人类学者听的。这句话的前文是“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后文是“如果说人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的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最珍贵的成就”。重读生新意，联系着弗里德曼的演说来看，马老师死后，英国的人类学者中间对马老师这预言的反响就真使我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最令人深思的：马老师在上引这些话中明确反对的是“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提倡的是“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这样明确的态度却没有灌入他的一些学生耳中。由于我长期没有与国外社会人类学者有过深入接触，对国外文坛不应凭传说任意作出议论。事实是我实在还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人类学家中有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人民进行过严肃的研究。我希望我这样说是出于我的孤陋寡闻。但是反对研究自己社会文化的人却是有的，比如利奇（Edmund Leach）教授在1982年出版的“Social Anthropology”里明白表示，他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就是说他怀疑本民族的人从研究本民族能进入社会人类学的堂奥。我实在不明白他这种成见是否能说还是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在作弄他，连人类学者都跳不出这个魔掌？对此我们可以不去深究了。重要的是既然排除了自己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而英美的人类学到他们这一代已面临过去出入无阻的“野蛮人世界”对他们关了门，除了回到书斋里去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迫于无奈，这一代英美人类学者不能不转向自己国土之外的文明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