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接着想联系到在去年暑期召开的那一次研讨会上李亦园教授发表的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讲话。我受到的启发是他对文化的层次分析。他指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因为他在田野作业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结构里有着具有权威的一套经典性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在民俗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前者称之为大传统，后者称之为小传统，即伯格尔（Berger）教授所说的“李氏假设”。

我很赞赏李教授的分析，认为对中国文化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都应当应用这个文化层次的分析，因为这种文化里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的确可以说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表现得特别清楚也影响得特别深刻。我想在这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文章后面加上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个人的体会，或说不成熟的假设，因为这也和上面我提到的马老师的“活历史”有关。

我认为这个特点在中国很可能和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文字而且是用图形作为符号，因而发展成一套和语音脱钩的文字体系有关。这个体系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是个历史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讲更为适合。我着眼的是由于这个体系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

这个体系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很大很深，我只举出其中一些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方面。首先是由于它和语音脱了钩，冲破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限制。这个特点的意义只要和其它以语音为基础的文字体系相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得清楚。我们普通所谓“方块字”在解放前后曾受到过很猛烈的冲击，提出所谓“拉丁化”或“世界语”的文字改革方案。尽管这种改革有权威性的支持，但是群众对此并没有积极的响应，结果只成为一种“注音”性质的符号，作为学习“方块字”发音的辅助工具。热心于文字和语音结合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方块字”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阻挡了以语音差别为基础，由方言发展不同语言而形成分割为不同民族的历史过程。最清楚的例子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欧洲，到现在还不容易合成一体，在东亚大陆上我认为正因为产生了这个和语音脱钩的文字体系，汉族才能保存地方方言而逐渐统一成一个民族，而且掌握这“方块字”作为信息媒介的汉族才能起到不断吸收和融合其它民族的作用以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还起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作用。

“方块字”在中国文化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和语音脱钩之后要学习这种文字是比学习文语合一的文字要困难得多。学会全部“方块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比学会拼音的字要多好几倍。而且如果不常使用这些“方块字”，就会所谓“返盲”。这已成为当前“扫盲”运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识字的困难限制了文字的普及性。在一个以小农为基础的大国里，在这样长的历史过程，能掌握这个信息媒介的人数在开展扫盲运动和义务教育之前总是在全民中占很小的比例，这就引起一个很基本和很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文字被少数人所独占。直到目前，为了要消灭这种独占性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些识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常有专称，“士”可能是最早的名称。从有文字以来直到我的幼年，20世纪初年，这种掌握文字的人在社会上还是占有比一般不识字的人民高一等的地位。读书门第是高出普通人一级，这一级的人在20世纪年代里被称作“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里被称作“臭老九”。这些称号都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https://www.daowen.com)

我在30年代抗战时期在西南后方进行农村调查时曾注意到这种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曾想作专题研究，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成。以我记忆所及，我曾把这种人看成是城乡之间的桥梁。这种人就是历来被称作士绅的人物，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特别是科举时期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多出于这种人。这种人长期以来被称为“士大夫”，士是指读书人，大夫是指当一官半职的人。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是头面人物，尽管没有官职，但是有社会名望，被称为缙绅先生。我曾根据初步的见解写成过一些文章，后来被译英文，用China's Gentry的书名出版，在这本书里我曾表述过中国士绅在城乡间的桥梁作用。

这桥梁作用如果和“李氏假设”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大传统的载体和大小传统之间的联系人物，或是把他们看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些人以掌握“方块字”的技能，把上下双方的文化嫁接调适在一起。我有一个假设，就是在这些士大夫手上，广大民间的基层思想和愿望整理和提高出了一个头绪，使它们能和过去在民间受到尊重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历史上各代掌握有权力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维持其地位和扩大权势的需要，编制成一套行为和思想规范。其实就是在民间的实际习俗中通过选择使其能得到历代帝王的支持，用文字表达出来成为影响社会的经典。我这种想法是把小传统作为民间广大群众从生活的实践和愿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统治者的需要相抵触的，在士大夫看来是不雅驯的，就提不到大传统中去，留在民间的乡风民俗之中。在我看来大传统之所以能表现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以小传统为底子的。它又不同于小传统，因为经过了一道选择和加工的过程。选择和加工过程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雅驯与否是选择的标准，也就是这些文人们看不入眼的风俗民情。孔子对鬼力乱神一字不提，因为他觉得这些民间信仰不雅驯，看不入眼。这些掌握着文字的人就通过“难言之”把这些不雅驯的东西排除在以文字为符号的信息系统之外，就是拔除在大传统之外；但并没有在民间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仍在民间用口头语言口口相传，这就成了“小传统”，还可以传给后来人。大传统在民间还是发生作用的，因为它仗着这可以超越时间的文字构成的消息系统，从识字的人传给识字的人。这些人又凭他能接触到历代传下来的经验保存了人们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利用这些传统知识能帮助别人适应生活环境，成为“人师”，取得社会的信誉名望和特殊地位，大传统也依靠他们影响着民间大众。

在小传统里还可以分出“地上”和“地下”两层。在民间的生活中有种种思想信仰和活动，士大夫是看不入眼的，认为不雅驯，而没有被采用，未成为大传统。这部分依旧在民间活动，凡是到民间去观察的人还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间是公开的，不受限制的，这些就是我所说地上的小传统。但有一部分是犯了统治阶级的禁例，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在民间的思想信仰里还是保留着，只在大人先生们不屑看或视而不见。这些我认为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传统里。

另外还有一部分由于受到社会上权势的镇压，不得公开露面，只能改头换面，设法在民间的私生活中存在下去，久而久之甚至已打入了人们的潜意识里，即本人也不自觉这种思想信仰的意义，只作为一种无意义的习惯盘踞在人们的意识里，这种东西不去发掘是不易暴露它的本来面目的，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潜文化。在被视为邪教等等名目下就有这种潜文化存在，而且当其发挥作用时，也常常以曲折和隐蔽的方式有力地暴发出来，所以更难捉摸和正视。

我这样的假设又暴露了《江村经济》这一类微型社会调查的又一种限制，可说这是文化的层次上的限制。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潜文化。作为大传统载体的士绅在近代已有很多离乡入镇，而其社会活动和影响还在农村里发生作用。当前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动，士绅阶层可说已经解体，在农村里他的作用已由基层干部所取代，而基层干部的性质和过去的士绅阶层又有差别，这个演变现在我还没有追踪调查，说不出来。由于文化差别形成的社会层次的原则，我觉得在文盲没有扫尽、现代知识没有普及之前还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之如果以农村社区为范围进行微观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就难于作深入具体的观察了。如果要了解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个文化层次的问题单靠微型研究方法看来还是不够的，因之我把它列入微型社会学受到限制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