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经济接触阶段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年9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10月加入英联邦。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选择国家建设道路的紧迫任务，作为决策者的李光耀贯彻了以下几点外交思想：第一，国家利益至上。“任何时候执行的外交政策，首先是为组成一个国家的一群人民的长期的民族利益而制定的。”“政策是为负责那时国家命运的政权形式或政治领导形式而制订的”。第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根据李光耀的外交理念，新加坡在某一时期应该选择何种理论和政策，主要的依据是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和国家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英国从新加坡撤军之后，李光耀认为美国是新加坡安全最强有力的外援，立刻采取了亲美的政策。第三，均势论。李光耀认为国家的势力均衡是最理想的安全架构。新加坡的作用不在于直接参与“均势”，而是鼓励或支持对新加坡有利的均势。这种均势还可以是某个大国为主导的灵活的均势^[10]。以上的外交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为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和垄断集团的政治势力来建国。

这一时期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呈现出政治冷经济热的强烈反差。政治冷，即新加坡努力保持与中国的政治距离。这主要源于：

第一，新加坡种族、地域背景的特殊性。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同时被马来人所包围，印尼和马来西亚曾经对华人和新中国并不友好，对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怀有极大的戒备心，担心新加坡被中国化。为了获取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邻国的信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新加坡采取了政治上疏远的对华政策。

第二，基于稀释或消除中国对新加坡华人影响的考虑。以华人为主的人口构成，使得华人归属问题成为困扰新加坡的治理难题。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外华人认同所在国。

1956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戴维·马歇尔，谈话时提出中国关于新加坡中国人国籍问题的四点政策：一、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中国政府相信，这将有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利益，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宁，有助于中国同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二、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自愿地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就不再具有中国公民的资格。当然，他们所固有的种族联系和文化联系仍然继续存在。三、任何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的中国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根据新加坡法律放弃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后，取得中国公民的资格。四、任何具有中国公民资格的侨民应当尊重当地政府的法令，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尊重而不被歧视^[11]。尽管如此，李光耀政府并未放松消除中国化，比较典型的政策是禁止30岁以下的华人前往中国。在新加坡政府与中国正式建交之前，两国之间的互访中，李光耀致辞必强调“新加坡人”和“新加坡国”以及东南亚背景。

第三，70年代以前新中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严重影响了新中关系：在1970年前，中国政府把新加坡看作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不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国家地位，两国关系无从谈起^[12]。(https://www.daowen.com)

经济热，即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联合国的商品贸易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从时点来看，1965年至1975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数额从723万美元增加到4151万美元，增长率为474.1%；进口数额从7332万美元增加到28790万美元，增长率为292.7%；进出口总额从8055万美元增加到32941万美元，增长率为309%。从时段来看，1965年-1975年，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非常不稳定，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中新贸易的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在其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见表SG-1和图SG-1）。

表SG-1　新加坡对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及增长率（1965-1975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分类法整理而得

图SG-1　1965-1975年新加坡对中国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