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京谣曲
1.北京儿歌
儿歌即童谣，“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20]。中国童谣的历史十分悠久，《列子·仲尼》篇已有关于童谣的记载。北京童谣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特性较为典型的童谣。自清代开始，北京就有专门的儿歌童谣抄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百本堂”“别梦堂”抄本《北京儿歌》收有儿歌74首，许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童谣已经收录其中。
对中国歌谣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整理和研究，是从北京童谣开始的。1896年，意大利驻中国使馆官员韦大利（Vitale）编辑出版《北京的歌谣》（Pekinese Rhymes，依据内容，后世通称《北京儿歌》）中收录了北京地区流传的童谣170首。1900年，美国人何德兰（Hudson）编辑《孺子歌图》，收录了152首北京童谣。两位外国学者对北京童谣的采集整理，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他们开拓性的工作促成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也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民间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革命”，促使民歌、童谣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21]。1918年，北大《歌谣》周刊创刊，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收集民间歌谣的热潮，民俗学家们纷纷采集家乡的歌谣，北京童谣也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1923年，张国璘编选油印本《北平儿童歌谣集》，这是最早的系统收集北京童谣的合集。其后，受《歌谣》周刊影响，李萨雪如采集整理北京民谣，于1928年和1930年相继出版了《北平歌谣集》和《北平歌谣续集》，收录400首北京歌谣，其中大部分是童谣。1936年，李家瑞的论文《乾隆以来北平儿歌嬗变举例》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儿歌，北京童谣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和民间艺术家创作的新时代儿歌成为儿童传唱的主要内容，北京传统童谣的整理和研究长期陷入停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民间童谣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下达了808号文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和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在此方针指导下，北京市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完成了对北京歌谣全面采录的工作，并于2009年编辑出版《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这本歌谣集系统收录了1900年至2004年的北京歌谣，按内容分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生活歌、儿歌等十大类，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儿歌”，“这些儿歌的指向性非常强，一听就是北京的”[22]。北京童谣的系统收集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必需的材料基础，也使童谣的教育应用转化成为可能。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看，目前对北京童谣整理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童谣往往和歌谣联系在一起，北京童谣之独特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二是只注重对北京童谣的采集，缺少对其文化价值及传承影响的研究。周作人指出，收集和研究歌谣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艺的”，即文学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意义[23]。因此，本书以北京地方文献中所收集的童谣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民俗文化内涵和审美教育功能，并论述其作为文化教育资源的意义。
歌谣、谚语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左思在《三都赋》中说：“风谣歌舞，各附其俗。”童谣作为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反映出纷纭的民俗事象，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童谣所揭示的是“儿童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全幅图景”[24]。由之，北京童谣亦具有“历史—民俗”的内涵，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北京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传达北京地方民俗文化传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关注北京童谣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内涵、日常生活民俗与北京文化空间的建构、岁时节日民俗与北京文化记忆的传承、少数民族民俗与北京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童谣是民间产物，日常生活民俗所构筑的北京文化空间，是北京童谣表现的重要内容。关于老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和市井民风的描述，就有两首广为传播的北京童谣。一首是《平则门》：“平则门，拉硬弓，/界边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界边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界边就是马市桥；/马市桥，跳三跳，/界边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界边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另一首是《东直门》：“东直门，挂着匾，/界边就是俄罗斯馆；/俄罗斯馆，照电影，/界边就是四眼井；/四眼井，不打钟，/界边就是雍和宫……”首先，这两首童谣以城门为基点，沿直线方向，分别将北京西城区和东城区的地理特征描述得清清楚楚，准确、直观，宛如一幅出色的导游图。另外，这两首童谣叙述并保留了老北京城的建筑和景物风貌，成为生动的历史见证。例如北京原有的地名——如今改称阜成门的平则门，改称朝阳门的齐化门等，以及原有的做弓箭的作坊、卖估衣的旧衣店、照相的俄罗斯馆等。再次，这两首童谣描绘出了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情态。通过童谣的描述，我们知道每月逢九、十两日，人们参加隆福寺庙会；破损失修的马市桥，需要跳三跳才能通过……可以说，由饮食、服饰、建筑、器用等内容构成的日常生活民俗，以及那些早已飘逝成风的“掌故”，都在这两首朗朗上口的童谣中永久地“封存”保留，完成了对老北京特有文化空间的诠释。今天的儿童再听听这两首童谣，“或许可以穿越岁月的阻隔，目睹旧时的风影”[25]，体察北京城市生活的历史变迁，在今夕比照中对自己家园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此外，这两首童谣记录了过往的北京民间生活情境，为北京城市的文化空间延展提供了历史资料和佐证。与童谣所表达的内容相比，今天的北京城市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文化空间记忆对文化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文化空间既有变动性，又有留存性，“传统的文化空间是不可以随意更动的，人们的习惯与心理认同是有一定指向的，对文化空间简单粗暴地挪移与改变，是对民众情感的重要伤害，更不会得到民众的接受与认同”[26]。通过童谣以及童谣中所记录的日常生活民俗形态，人们可以勾连起传统文化空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联系，为建设北京现代性城市文化空间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
童谣是对日常生活民俗事象的反映，民俗依靠童（歌）谣来加以流布传承。无论在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当中，童谣都是最为简练、生动和富有生活气息的表达。北京人耳熟能详的童谣《拉大锯》：“拉大锯，扯大锯，/锯木头，盖房子。/盖上房子，娶娘子；/搭大棚，挂大彩，/羊肉包子，往上摆，/猪肉片好大块儿，/羊肉打卤过水面儿，不吃不吃两碗半儿。”旧时的北京人盖房子时须得“挂彩”，招呼工人吃饭的食物也颇有讲究，通常为羊肉包子、猪肉片、打卤面等，这些带有典型北京地方色彩的民俗习惯都在这首童谣中得到了完整“保存”。通过童谣，今天的人们“复原”了老北京的地方文化空间，也为文化习俗的延续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节日习俗是民间生活的浓缩，是民间文化和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老北京习俗是月月都有节令，早有童谣对此进行传唱：“正月正，大街小巷挂红灯。/二月二，家家摆席接女儿。/三月三，蟠桃宫里去游玩。/四月四，男女老幼逛塔寺。/五月五，白糖粽子送姑母。/六月六，阴天下雨煮白肉。/七月七，坐在院中看织女。/八月八，穿上白袜走白塔。/九月九，大家喝杯重阳酒。/十月十，穷人着急没饭吃。/冬月冬，北海公园去溜冰。/腊月腊，买猪买羊过年啦。”每月都有一个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习俗。这些节日习俗大多与北京特定的地域环境、季节气候有关系，应和着农业生产的节奏，表现出北京人的生活智慧。也有一些节日特殊的食俗和习俗，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关。节日童谣既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情态，也反映了儿童对节日的殷切期盼。对旧时中国儿童来说，生活通常是单调乏味的，只有节日的时候才能稍微改观，得到调适的机会，获得愉悦。通过传唱童谣，儿童能够洞悉一年四季的季节变迁，并逐渐体悟地方民俗文化传统。不仅如此，节日民俗中所体现的礼俗还具有文化传承意义。讲究礼仪和“规矩”历来是北京文化的突出特征。儿童在诵读、传唱节日民俗童谣时，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蕴含其中的礼仪文化的教诲。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北京孩子们玩“兔儿爷”，大人们买果品“祭月”，均为北京特有的风俗。童谣《小小月饼往上端》唱道：“八仙桌儿，金镶边儿，/小小月饼往上端，/左边儿石榴，右边儿枣儿，/当间儿又摆大仙桃。/紫杜梨，红柿子，/当间又摆毛栗子。/毛豆角，两头尖，/小小的西瓜往上端，/钢刀切成莲花瓣，/一年四季报平安。”中秋节日，西瓜必得切成莲花瓣，寓意四季平安，并将不同的果品摆桌“祭月”。这一整套节日民俗仪式表达了北京人的生活愿望，也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
德国学者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系统中都存在一种“凝聚性结构”——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及对它们的回忆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从而联结过往和现实[27]。节日民俗正是体现和形成这类“凝聚性结构”的典型形态和内容。在节日仪式中，包含了对集体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所有社会成员积极参加节日民俗，通过反复的“仪式性”呈现和强调，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凝结为文化基因，也即“民族性”。北京节日习俗和节日仪式的传承，使每个北京人尤其是儿童在其中受到民族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的影响，最终完成对北京地域民族文化的体悟和接受。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儿童都是许多节日的主角；儿童在享受精美食物、参与节庆活动的同时，也在亲身体验着节日民俗文化的内涵，在成长中逐渐领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承续一系列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文化基因。
北京是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城市，有不少北京童谣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包含着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涵。如老北京人的孩子生下三天后，要给孩子洗澡，名曰“洗三”，这是满族人的习俗。接生婆一边给孩子洗澡一边唱童谣：“洗洗头，不用愁，/洗洗蛋，做知县，/洗洗腰，一代更比一代高。”再如北京童谣《我儿子睡觉了》：“我儿子睡觉了，/我花儿困觉了，/我花儿把卜了，/我花儿是个乖儿子，/我花儿是个哄人精。”以往人们以为“把卜”一词是蒙古语，实则“把卜”一词是满语Bebu，是满族人哄小孩睡觉时的常用语。这两首童谣的传播充分体现了满族的风俗和语言，以及北京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域文化特征。《小孩儿你别哭》也是一首广为人知的北京童谣，今天流传的往往只有前四句，它完整的版本是：“小孩儿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儿你别馋，到了三十长大穿它去当兵。/去当兵，为了啥？ /挎上火炮打罗刹。”这首童谣既反映了满族的某些节日习俗，展现了清代满族民众的生活情态，还写出了满族人民抵御外侮的决心。该童谣后来在传播上的变动也恰恰是北京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反映。其实，北京童谣中提到的部分节日民俗，如煮白肉、吃腊八粥、逛庙会等，同样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些传统节日和习俗既保留了鲜明的农业文化的特色，也体现了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遗存；既保持了汉族浓厚的伦理观念，又反映了少数民族崇尚自然的观念。少数民族民俗的广泛影响充分体现了北京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反映出北京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涵。儿童通过传唱童谣受到了蕴含其中的民族民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体悟到北京多民族文化的实际内涵，并感受到北京文化包容性的精神特质。
民俗文化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北京童谣对日常生活民俗及岁时节日民俗的表现，真实反映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进程，建构出内容丰富而生动的地方民俗文化图景。众所周知，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美国学者本尼迪克曾这样描述风（民）俗文化传承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28]从民俗文化中，人们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观念。北京童谣贴近儿童生活，题材多种多样，具有丰富的知识性，不仅将历史典故与自然风物包孕其中，其体现的时令节俗、民风民情更蕴含着祖先的生活智慧，留存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作为儿童乐于接受的语言文学形式，作为人类最早接触的文化精神产品，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资源，当孩子们传唱北京童谣时，地方文化经验便得到有效传承。
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作家林海音曾经深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雨后院子白墙上，爬着一个浅灰色的小蜗牛，它爬过的地方，因为黏液的缘故，而变成一条银亮的白线路了。你要拿下来，谁知轻轻一碰，蜗牛敏感的触角就会缩回到壳里，掉落到地上，不出来了。这时，我们就会拉出了声音唱念着：‘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妈——你爹，给你买烧饼羊肉吃呀！……’” [29]老舍先生在《小人物自述》中讲述了艰辛的儿时生活，童谣则给他带来了难以忘怀的辛酸又美好的回忆：“门洞只有二尺多宽，每逢下小雨或刮大风，我和小姐姐便在这里玩耍。那块倚门的大石头归我专用，真不记得我在那里唱过多少次‘小小子，坐门墩’[30]。”
人类最早的文学总是在言传身教中生发出来的。通过童谣，声音转化为一种记忆，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正是周作人所强调的歌谣的“文艺”意义。儿童诗人金波先生认为北京童谣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我许多最初的生活知识是从童谣中得知的。就连对韵律节奏这些音乐性的感受能力，也是在童谣的诵唱中逐渐培养起来的”[31]。由此可知，童谣作为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审美文化教育功能。通过北京童谣，儿童可以得到北京地域文化（文学）的熏陶，接受语言发音的训练，培养幽默风趣的性情。
北京儿童歌谣是典型地域性的歌谣，也是“京味”文学的代表。很大一部分北京童谣，“儿化音是不能不用的，必须与词一起读出，否则词义就变了”[32]。老舍自述中所提及的北京儿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全文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点灯，说话儿？ /吹灯，做伴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实际上这是一首大人唱给小孩听的童谣，唱的时候必须加儿化音，才能把大人和孩子之间亲昵的感情表达出来，才能把独有的趣味表现出来，才能逗出孩子们的笑声。儿童在接受音韵悠长的朗诵时，也自然形成了对北京语言文字美感的认识。让林海音念念不忘的《水牛儿》这首童谣，同样带有典型的北京文学特征。孩子们一看到蜗牛，就会自然地传唱起这首儿歌。在传唱的时候，若不加儿化音，就宛如南方水田的水牛，丧失了鲜明、独特的地方语言文化意蕴。这首儿歌在不同的童谣集中有不同的变本，在韦大利《北京儿歌》中是：“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下烧肝儿烧羊肉。”而在何德兰《孺子歌图》中这首儿歌作：“你爹你妈给你带来的烧羊肉，/你不吃，不给你留。/在哪儿呢？在砖头儿后头呢。”这里为了劝说水牛儿露出头，小朋友除了利用食物“诱惑”，还进一步“威胁”：“不吃，不给你留！”不同的版本变化既表现出北京饮食等物质生活习俗，也传达出独特的文学趣味；不仅有对蜗牛的描述，更有小孩和它的“对话”。自问自答之间，顽童形象呼之欲出，读来让人莞尔。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透过北京童谣得以体现，儿童传唱童谣的过程也是其接受北京地域文化熏陶的过程。
儿童初学语言的时候，很难念出正确的发音，需要反复练习。练习发音最好的办法，是将声音相类似的事物词语，聚合在一起，让儿童加以辨别。但这种方式枯燥无味，容易引起儿童的厌倦。而童谣当中许多美妙有趣的歌词富于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特别有利于帮助儿童练习发音，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一种好材料”[33]。北京童谣《谁跟我玩》即是这类练习发声、学习文化知识的典型童谣：“谁跟我玩儿，打火镰儿；/火镰儿烧，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茶鸡蛋。/鸡蛋鸡蛋壳壳，里头坐着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着奶奶；/奶奶出来烧香，烧了鼻子眼睛。”朗朗上口，趣味十足。许多北京童谣不仅真实反映儿童的生活情态，也与儿童活动直接相关，譬如深受北京人喜爱的民间活动“踢毽子”就有童谣伴唱，可以照着歌词做动作，学习“花样儿”：“一个毽儿，/踢两半儿，/打花鼓儿，/绕花线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这类游戏童谣的传唱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通过反复重复助益语言发音，并在此基础上大大促进孩子对于语词、音韵的理解；另一方面，能够增进他们对游戏和文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
儿童的思想是散漫的，儿童的审美和教育方式也与成人完全不同。周作人早就指出，中国教育向来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但实则最上乘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即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地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34]北京童谣中极大一部分正是“无意思之意思”的文学作品，能够培养儿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性情。例如故意颠倒的童谣《我在前面打吆喝》：“爹十三，妈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瞧见外公娶外婆，/我在前面打吆喝。”再如幽默夸张的童谣《一个姑娘三寸长》：“一个姑娘三寸长，/茄子棚里乘风凉。/苍蝇大的耗子拉了去，/哭坏了丈夫，笑坏了娘。”这些北京童谣并不带有明确的历史文化内容，却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是典型的“无意思之意思”的儿童本位的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儿童在诵读传唱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语言韵律、节奏的特殊美感，得到语言文化的训练，激发起对文学的兴趣。而这一点成人们却往往不能理解，也不肯承认。美国的何德兰就曾对他所收集的一部分儿歌感到疑惑，直言中国儿歌的一个特点“是一些歌看起来都是废话”，“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但在孩子们中间却很流行”[35]。北京童谣中大量存在着滑稽歌和颠倒歌，非常适合儿童阅读和传唱。对儿童而言，这类童谣“是最有魅力的”，不但听一遍就记得住，而且在捧腹大笑之后还能培养起一种幽默的气质！例如：“金箍棒！银箍棒！ /爷爷打鼓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养活了孩子没处放！ /一放放到锅台上！ /滋儿滋儿喝米汤！”北京诗人金波说，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却反复地唱，大声地唱，还爆发出一阵笑声。幽默、大气素来被认为是北京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广为传唱的北京童谣不但使儿童得到了语言文化的训练，更培养了他们能侃善辩、幽默风趣的性情。
正因为儿童的审美需求与成人不同，教育家们才需要小心翼翼地探询适合儿童精神发展的文化产品，尊重和满足他们特有的文学趣味。童谣以其独有的韵律和跳跃性的表达，以及普遍采用的夸张和反复等文学艺术手法，让儿童在朗诵中感受审美的愉悦。比喻、拟人、起兴、夸张、反复、排比等多种艺术手法的使用，问答歌、颠倒歌、时序歌、数数歌、绕口令、连锁调等多种形式和体例，使北京童谣成为一座儿童文学的宝库。通过童谣，儿童得到了文学的最初启迪。把童谣纳入教育资源，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儿童发展的文化需求问题，能够让北京儿童接触到真实的地方民族文化形态，从而最终完成培养儿童文学审美能力和精神教化的目标。
天文地理、风习礼仪、谜语农谚、道德意识等方方面面都在北京童谣中一一展现，可以说北京童谣是幼儿和小学生的一部“百科全书”。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越深入了解童谣，就越感叹童谣、儿歌确实是一种绝好的教材，既能帮助儿童走进自己的世界，也能让孩子们凭借直觉初识人类社会的一般状况。童谣的形式也适于孩子们掌握，它的词汇节奏性强，能够训练儿童发音；描绘的生活情节孩子们非常熟悉，唱起来如同身临其境，这些都“符合儿童发育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歌谣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它甚至能够超越时代，成为儿童最好的文化教育资源。
“唱歌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北京童谣并未因时代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堙没，也没有丧失它在民俗、审美上独特的文化教育意义和功能。因此，通过对传统童谣的选择与品鉴，将北京童谣更多纳入教学资源系统，推进儿童传唱童谣的活动，有助于探讨中华本土文化及地方特色文化对儿童进行精神教化的功能与价值、途径与成效。同时，通过儿童的传唱习得，可以让儿童接触到更多种类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北京本地的文化遗产，让他们感受古老北京特有的文化空间，传承地方文化记忆，体悟北京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此外，借助童谣的传唱内容，可以尝试将童谣与其他民间手工艺密切联系起来，引入风筝、泥塑、剪纸、脸谱、年画等儿童兴趣浓厚的文化形式，让儿童能够从传统民间文化中获得更丰富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无疑是当下开展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儿童文化素质切实有效的路径。
儿歌是北京民歌中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北京儿歌的结构短小，内容也单纯，所歌唱的大都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喜见乐闻且熟悉的事物。歌词的句式简短，语言明快，句尾押韵，并大量地运用儿化音，既便于记忆，又顺口好唱。歌曲的节奏自然匀称而富于变化，旋律淳朴简练，明快流畅，大都和歌词的语言结合得紧凑，并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
北京儿歌以游戏歌为多，这类歌都是北京孩子们游戏时歌唱，伴随他们成长，如《拜四方》。拜四方是多人参加的集体游戏，几个儿童站成一个圆圈，大家拍手唱歌，圈内有一儿童单手抱腿。单腿随着歌曲的节奏跳跃，最后一个字落在谁面前，便由谁接着去圈内跳。歌曲语言生动，旋律活泼，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王文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花：北京民间儿童游戏》中描述，这是“北京女孩过去常玩儿的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游戏”[36]。《拜四方》是可多人玩，亦可两人玩的北京儿童游戏。歌曲谱例如下。
谱例5-8：北京海淀区儿歌《拜四方》
2.风俗歌
北京风俗歌是直接反映人民生活的小调，民俗的风俗内容也包括在其中。北京都市风俗非常丰富，因此带有古朴的风韵和鲜明的地域性，在民间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成为民俗音乐研究的宝贵资料。北京的风俗歌有喜歌、丧歌和庙会歌。
谱例5-9：北京密云《喜歌》
喜歌是办婚宴等喜事时演唱的歌，演唱者可以是本家请专人来演唱，也可以是凑热闹讨钱的，根据办事当家具体情况而定。演唱者为增加喜庆的气氛而唱，在表演形式上，有的是以念为主，有的边念边唱。娶亲的喜歌大多唱的是婚礼的过程，“铺红毡、踩红毡，新人下轿贵人搀”，还有祝福话语“撒喜钱、喜钱撒的是供桌儿上，富贵荣华万万年”。
3.花会歌曲
花会是民间逢年过节及庙会等重大节庆活动时表演的有一定表演形式和内容的传统歌舞，在这种活动中所演唱的歌曲称之为花会歌曲。旧时统称“会”，前边再冠上各花会的形式，便是其会档的名称，如高跷会、小车会、竹马会等。花会的演出活动叫“走会”。
这种表演活动一般有特定的程式和装扮，有热烈色彩和欢悦的气氛，其演唱的歌词多为本地较为流行的民歌，也有专为某种花会所用的专门乐曲。
民间花会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活动。原始社会，人类就创造了简单的舞蹈动作，商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存汉赋和唐诗都有关于“龙舞”“鱼舞”“狮子舞”的记述。例如《列子·说符》中载，春秋时期，宋国艺人兰子增为宋元公做表演，“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驱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公大为惊异，立赐金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