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京琴书
琴书是以扬琴为主要乐器的民间歌曲，曲种有北京琴书、山东琴书、安徽琴书及四川琴书等。琴书是较早流行于晋、陕、豫交界地区的翼城琴书。而现代多数琴书曲种则由扬州清曲蜕变演化而成。扬州清曲本用琵琶、三弦伴奏，后加上扬琴。清中叶，清曲向全国各地扩散，北传促成了北京琴书。
北京琴书是传承于北京、天津及河北部分地区的民歌，演唱形式为一人站唱，左手持“犁铧片”，右手击鼓。其前身是“五音大鼓”，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兴起于北京东南郊及河北省安次县，因以三弦、扬琴、四胡、鼓板伴奏，加演员的唱腔，合为五音，故得此名[41]。1935年前后，通县乐亭大鼓艺人翟青山改用扬琴伴奏，故又称“单琴大鼓”。北京琴书的发展与关学曾有莫大的关系，关学曾1922年出生于北京，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他的姓氏在满语里，就是大家常在清宫戏里听到的那个“瓜尔佳氏”，翻译过来就是姓“关”[42]。关学曾家境贫寒，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推着租来的独轮车走街串巷卖菜，母亲带着包袱皮和针线蹲在崇文门外的一家五金店门旁给人做点缝补，姐姐留在家里看火、烧饭。一年到头，四口人只盖两床被子，屋里除了一个破旧的小炉子再也没有别的带腿的家具。关学曾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故事。那时，只要听说有人在哪儿摆摊开讲《济公传》《封神榜》，他会立刻寻过去听上半天。有好多次，讲故事的人散场了，还不过瘾的关学曾就跑回来缠着父母要继续听“下一回”。离关家不远处住着一位叫“麻叔”的街坊，是一个讲故事的行家里手，《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太平天国》，都能信手拈来绘声绘色地讲上半天，常常把关学曾吸引得忘记了回家吃饭。关学曾记下了故事内容，慢慢也能有鼻子有眼地讲给别人听。转眼之间，就到了读书的年龄。
关学曾的父亲想方设法凑了一点儿钱把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关学曾很快学会了识文断字，并显露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聪颖。然而，仅仅读了二年级就因交不起学费被“轰”了出来。值得庆幸的是，关学曾的记性特别好，因此辍学之后还能自己摸索着读书，这样也就多多少少地学到了一些东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眼看着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年少懂事的关学曾做起了小买卖——把山里红果穿成串串，挂在脖子上和胳膊上沿街叫卖，也能赚点儿钱。11岁的时候，关学曾的父亲寻思着让儿子学习一门手艺，就把他送进了前门外湿井胡同专营洋货批发的宝成堂当童工，学做拉锁，一个月一块现大洋。这时的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也会自己找乐子——听书：在距离宝成堂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名叫“忆盛鑫”的茶馆，一天到晚有人开场说书。关学曾付不起钱就变着法儿地听“蹭儿”，一来二去就和茶馆的老板混熟了。也就是在这里，他记下了许多艺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唱段，尤其对翟青山先生和他唱的单琴大鼓崇拜有加，常常暗想：要是有一天能跟着翟青山先生唱单琴大鼓那该多好啊。巧的是有一天关学曾下班回家，无意间听到街坊李大妈说翟青山是她家的亲戚，他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缠着李大妈求她帮他引荐，学唱单琴大鼓。过了些日子，李大妈兴冲冲地找到了关家对他说：“孩子，翟先生来不了了，但我请来了常德山先生。常先生和我是老乡，也是唱单琴大鼓的，一点儿也不比青山唱得差，你看拜常先生为师行不行？”关学曾点头说：“行！”就这样，12岁的他拜在了常德山的门下。不料刚学了半年多，常德山因病在身就歉意地对关学曾说：“孩子呀，我没法教你了。赶明儿我请唱乐亭大鼓的石金荣先生当你的师父吧，别误了你的前程。”在常德山的引荐下，关学曾改拜在石金荣先生门下学唱了。一年后就愈来愈“入道”了。一天学唱结束后，师父把他叫到一边儿说：“明天是隆福寺庙会，你先上，给我垫个唱。”关学曾立刻就蒙了，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怯怯地问：“我唱常师父教的《小姐俩拾棉花》咋样？”石金荣爽朗地笑开了：“成啊！”在隆福寺庙会上，14岁的关学曾携一曲《小姐俩拾棉花》登台了。少年时代，关学曾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嗓音清脆，颇有明星气质。再加上字正腔圆的唱腔、娴熟老练的动作征服了台下的一干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忘情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炮打响，关学曾就开始在石金荣的指点下频频地出场了。先是在天桥“大老魏”茶馆附近“练场”。关学曾天天和各种艺人混在一起，大大地见了世面、开了眼界。
关学曾又到商场“站摊”。20岁那年，他在西单临时商场说书说红了。那个场子地方大、板凳多，没点道行，就没法拴住观众。他说的是《回龙传》，还没开场呢，观众就坐得满满当当的，连外围都站满了人。进场的时候说着“劳驾、借光”才能挤过去。紧挨着这块地儿的是说相声的和摔跤场，都没这儿人多。旧时的北平，西单商场是一个“中产阶层”消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每逢关学曾演唱的时候，旁边紧挨着听相声和看摔跤的人都一窝蜂地往这边跑，最后还把很多广告商也“吸”了过来。再后来是上电台“公演”。旧时的北平，拥有“话匣子”（收音机）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和富贾之类的“上层人士”，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时候少不了会“鸡蛋里挑骨头”。但即便是这样，关学曾还是凭着扎实老到的演唱功夫使他们欲罢不能，为之倾倒。因此，在艰苦的磨炼和演唱中，关学曾的书艺渐进，形成了“说似唱、唱似说”的自然质朴的风格，从而在各个地方都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书迷。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和爱戴，30多位各个行业的热心观众合伙凑钱做了一块很大的匾额送了过来，上面刻着四个斗大的字：琴书泰斗！关学曾成了“大腕”之后，来找他做广告的商家就多了起来，以至于在电台说书的当间儿得多次停顿下来插念广告，最多的时候演唱一段35分钟的琴书竟然要插念12次广告。这还不算，关学曾还靠着琴书“说”来了一个漂亮媳妇。23岁那年，关学曾跟夫人赵秀芳结了婚，说起这段姻缘挺有趣。原来，赵秀芳是个书迷，老去听关学曾说书。介绍人刘老太太也是书摊儿上的熟主儿，有一天忽然请他到家里坐坐，到了才知道要给他说门亲事。领来一看，俩人挺投缘的，老太太问同意不同意，关学曾憋了半天才低声说了句：“同意！”老太太笑道：“台上嗓门那么大，怎么私底下这声儿跟蚊子似的！”婚后为了让妻子过得好一点儿，关学曾一边努力说书，一边有事没事就琢磨，把常德山的唱法，石金荣抓词儿、抖包袱的技巧，还有翟青山的吐字发声，刘宝全的“唱似说、说似唱”，张歧山的鼓技全都糅到一块儿。还听京剧、看评戏，学习表演人物。他跟妻子说：“艺无止境，老抱着师父那些玩意儿，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关学曾回忆说，“琴书”的前身称“五音大鼓”，起初“五音大鼓”在乡下流行，特别是办喜事或逢年过节，爱唱的庄稼人就聚到一块儿自娱自乐，“现编词”就唱起来。有一年农村闹了灾，农民进城沿街乞讨，会唱的便卖唱，北京城到处都是唱五音大鼓的。后来电台也邀请一些有名的演员去说唱、做广告等。当时翟青山的长篇大书《黄凤配》特受欢迎。有一回他上电台，弹三弦的和拉四胡的没去，只好用一架扬琴伴奏，没想到广播出去以后，听众反映特别好，于是他只留下扬琴，改名为“单琴大鼓”。
新中国成立后，关学曾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志愿军，又到全国宣传抗美援朝。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数不胜数，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四川琴书、冀州琴书等，都有地方色彩，可他的节目只有“琴书”俩字。于是关学曾就琢磨上了，本来它就是北京的土特产，自己又是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话唱的，怎么就不能把它叫成“北京琴书”呢？一回北京，他就在原先单琴大鼓的基础上，在唱腔、板式、表演上大胆改革和创新，正式创立“北京琴书”，并得到曲艺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可。
北京琴书的早期唱腔与乐亭大鼓接近，后经过不断研究更新，由四句一番，衍变出快慢两种速度，节拍上由一板三眼化出一板一眼垛板。因其说唱性的加强和夹白的使用，逐渐形成了伴奏摆脱说白的限制。伴奏便与唱腔分家，保持扬琴的独立性，单奏一个旋律，其特点是“头眼起，二眼跟”，即唱腔从“头眼”开始，促成伴奏与唱腔各自并行的独特风格。
北京琴书的经典传统曲目有《蓝桥会》《捡棉花》《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考神婆》《一锅粥》等。主要传承人有翟青山、吴长宝、关学曾等，经过他们的不断加工丰富，逐渐完善唱腔，北京琴书获得人民喜爱，广为流传。
1.杨八姐游春
北京琴书版《杨八姐游春》由北京琴书艺术主要创始人关学曾（1922—2006）创作定稿。关学曾与琴师吴长宝合作进行了音乐方面的改善，参与组建了北京曲艺团、北京曲剧团，积极编演新曲目；与琴师吴长宝合作期间，成功改良了单琴大鼓，并更名为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长寿村》为其保留曲目；创作作品百余段，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1996年参与发起曲艺进校园活动，并参加了数十场演出。出版了《关学曾北京琴书经典唱段专辑》CD。有北京琴书泰斗之誉，是关晓彤的祖父，是前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200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新中国曲艺50年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2003年获第四届中国金唱片奖，2006年9月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
关学曾为了突出唱腔的说唱性，丰富“京味”，对作品进行了音乐改革，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由四句一番，衍变出快慢两种速度，节拍上由一板三眼化出一板一眼垛板。而伴奏是两个强拍为一个乐句，基本乐句之外的音叫“垫点”，在各乐句之间起连接作用[43]。此外，为了民间歌曲适应现代表演方式，提出了“五分钟艺术”的概念。他注重传统艺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谋求发展，为北京琴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天地。
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取材于传统民间故事。歌曲中描述了杨八姐与九妹到郊外春游，恰遇宋仁宗出宫游春。宋仁宗看上杨八姐，派王延龄到杨府提亲，佘太君以要彩礼为理由，激怒宋仁宗，宋仁宗派人抢亲，佘太君伸张正义上殿劝说，最终使宋仁宗回心转意，杨家奋起抗金的故事。
图5-1：北京琴书大师 关学曾
取自包澄洁的《北京琴书》——京味儿文化符号，《曲艺》，2016（4）：62。
谱例5-10：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
2.鞭打芦花
《鞭打芦花》也是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经典作品之一，取材于传统二十四孝之一的民间传说故事，内容为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十岁丧母，其父再娶，子骞的继母“便把闵子骞虐待不堪”，给自己生的儿子做棉衣用上好的棉花，而给闵子骞用不保暖的芦花[44]。父亲带子骞和弟弟出门，见子骞穿着“厚实”的棉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勃然大怒，举起鞭子抽了下去，棉衣破了，芦花随着寒风纷纷扬扬飘落出来。父亲一看，愧疚得泪流满面，回家后欲写休书，休了这个狠心的女人。而子骞双膝跪地以情动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留下高堂母，全家得团圆。”自己没有了亲娘，不想让弟弟再失去亲娘，子骞的宽厚仁慈感动了众人。
《鞭打芦花》虽为简洁的上下句结构，关学曾根据歌词变化，做出了多种的唱腔样式。伴奏部分过门有时缩短，有时与唱腔重叠，有说有唱，妙趣横生，洋溢美妙意趣。
谱例5-11：北京琴书《鞭打芦花》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