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京时调
北京时调在北京民歌小曲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条记述,宣德至正德年间,时尚小曲主要流行于中原地区,嘉靖以后,流传见广。到万历以后,“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37]。作为市井兴起的流行歌曲,包括曲调和曲词,明代时调当直接继承了元代市井里巷的时行小令。元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说,“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曰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38]。由此可知,元代的时行小令、街市小令有了时行、传唱于街市,唱抒情的内容特点。
时调大多出自市井和民间艺人之手,其艺术性自有独特性,如时调的命名方式,富有多样化、随意性特点。单曲体时调结构体系,常以“四季”“五更”“十二月”或者“十”“十二”等数字来分段,虽然有些俗套,但起到曲词纲目清晰、层次井然等作用[39]。还有时调中的铺陈、排叙、拟人、颠倒、反复、对比、反语等修辞手法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关于时调的命名,车锡伦在《清同治江苏查禁“小本唱片目”考述》中,以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札中列出的时调作品,根据作品名称分出了两类命名方式。第一类是以曲名命名,如杨柳青、剪剪花、湘江浪、六花六节、九连环、哈哈调、闹五更、叹五更、南京调、冷打调、小郎儿、文鲜花、新码头。第二类是以歌名命名。这类俗曲作品有根据内容或形式特点而定的名称。如《五更尼姑》《十送郎》《十二杯酒》《百花名》《扬州小调叹十声》《十二月花神》《十八摸》等。民国以后流传的时调,有《马头调》《准调》《荡调》及多种《五更调》等数十种[40],其中部分曲调被吸收,成为其中的曲牌。
“五更调”体式,即按五更次序分段连叙的民歌,最早见于唐代,对后世民歌影响深远,京津冀地区这类歌曲随处可见。北京地区民歌中,音乐发展最为成熟的小调是时调。纵观中国古代音乐传承,时调流传时间长、传唱的范围广,到了明清时期音乐具备了丰富的节奏和旋律,以及细致考究的润腔。时调由自娱到娱人功能转变之后,内容更为广泛,种类更为多样,音乐常被配以乐器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