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津时调
天津是水陆码头，来往客商很多，各地的民歌传到天津，受到了天津语音和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天津时调”中“时”是“合时”的意思[51]。光绪十一年（1886年）的《津门杂记》“杂耍馆子”条写道，“津门茶肆，每于岁底新正，添设杂耍，招徕生意，其名目有相声、时调小曲等类”[52]，这里所说的时调小曲，就是天津杂耍馆子出现的天津时调雏形。早期主要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南市、河东地道外、红桥区鸟市、和平区等处的曲艺演出场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对靠山调等进行成功改革，使之成为主要的演唱曲调，并创作出许多精品节目。“文革”前期天津时调又一度陷入危机，时调在改革开放后重获生机，日趋振兴，一些传统曲调、曲目恢复上演。但近年来天津时调发展又面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生存危机，亟待扶持和抢救。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津时调是天津独有的曲种，它产生于清末民初，1900年时已有专业艺人演唱。它最初只是人们劳动之余的演唱活动，清末民初以来流传于天津，主要在船夫、搬运工人、手工业者、人力车夫之间传唱，有靠山调、鸳鸯调、胶皮调等调子。靠山调据传原系修鞋匠人休息时，背靠山墙自娱自乐唱的小调；鸳鸯调是男女相恋的情歌；胶皮调则是人力车夫等座时唱的小调，因天津人称人力车为“胶皮”，所以也叫胶皮调。这些来自民间的小调充满乡土气息，腔调高亢，词句通俗，韵味醇厚，很适合天津人的口味，因此旧时街头巷尾、工余饭后，经常能听到人们自弹自唱这些小调。
专业艺人出现后，对这些民间小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风貌、社会生活，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天津时调著名艺人有赵宝翠、周翠芝、谭俊英等人，其中佼佼者有秦翠红、高五姑、赵小福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毓宝异军突起，演唱反映新时代的新曲目，其嗓音洪亮、高亢，以后又有后起之秀，使这一曲种得以继续流传下去。
天津时调除《要婆婆》等少数二人对唱节目外，大多是一人独唱，伴奏乐器是大三弦以及四胡、节子板。它的腔调有靠山调、老鸳鸯调、新鸳鸯调、喇哈调、落尺时调、落五时调等。另有外地传来的探清水河、怯五更、下盘棋等小调。天津时调唱词句式有以七字句为主的，有长短句相间的；板式有慢板、中板、二六板和垛子板，如靠山调中的“大数子”等，它的语音声调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天津时调的传统曲目反映了天津人民的生活风貌。其中有欢快的《踢毽儿》《放风筝》；也有悲凉的《光棍哭妻》《后娘打孩子》；还有反映妓女悲惨遭遇的《秦楼悲秋》等。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了职业歌手，有的在地摊、茶棚中演唱，常唱一些反映时事的曲目，如《民国六年闹大水》《直奉战》等。最早登台演唱时调的是兼演京韵大鼓的女演员赵宝翠，其后有高五姑、秦翠红、赵小福、姜二顺等著名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演员王毓宝与弦师祁凤鸣等人一起对靠山调进行了艺术革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和改编了《摔西瓜》《红岩颂》《春来了》等新曲目。
天津时调曲调婉转活泼，通常一个慢板与一个快板反复选用，慢板部分用以描写介绍环境，有四句组成一段，强调托腔的韵味。而快板部分用以叙事，通过不同的音乐情绪，刻画不同的人物及事件。天津时调的快慢基本形式是三句，第一、二句是五字句，第三句是十字句，最好演唱方式是句句押韵。
靠山调
靠山调是当时流传在天津底层社会的调子，主要由码头工人、搬运工人、缝鞋匠及手工业工人，在劳动之余演唱，并成伙地参加喜庆宴会。早期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也有人击打瓦渣来唱，所以也叫瓦渣调。另一说法是靠山调是修鞋匠人休息时，背靠山墙自娱自乐唱的小调。清末民初在天津出现了靠山调大王——秦翠红和艺人高五姑。
在音乐结构上有曲头、曲腹、曲尾，中间可以插数子或道白，整个曲子还可以重复，长于写景抒情、讲述故事，在表现内容上比其他调子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强些，所以靠山调成了天津时调的主要调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要继承人王毓宝与弦师祁凤鸣一起对时调进行了一系列发展、提高、改革，首先删减了不适合的“粗鄙”之词，其次将天津口音改为北京语音，增加了唱腔的华彩，此外丰富了伴奏乐器，使得唱腔清脆婉转，华美俏皮，字音清晰，更为明快。
谱例5-15：天津时调靠山调《秋景》
《摔西瓜》是天津时调经典曲目，是由王焚根据民歌编词创作而成。故事叙述的是大姐听说情人得病急忙跑去探望，途中遇到下雨，不留神滑倒在泥水洼，弄脏了新衣裳，给情人带的虾、蟹也跑了，湿了大茶叶，撒了关东烟，还摔破了三个大西瓜。因怕别人看到笑话，赶忙爬起来跑回家去了。《摔西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时调尝试改革创新的第一曲目”[53]。
全段共22句，语言精练，风趣诙谐，民俗味浓，采用天津方言演唱。曲调用的是靠山调，创新了唱腔，增加了伴奏乐器扬琴、琵琶、胡琴、笙，加上原有的三弦、四胡共六件乐器，再一个创新是去掉了“场面桌”。之前唱时调，舞台上放置一张场面桌，限制了演员的表演，演唱《摔西瓜》，将场面桌去除，随着前奏音乐出场，一系列的创新，呈现出健康、优美新风貌。
谱例5-16：天津时调《摔西瓜》
演唱者王毓宝是天津时调杰出代表名家，1938年初登舞台，报刊即有署名文章，认为她天生秀质，为可造之才，是大有希望的后起之秀。王毓宝先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达77年之久，她用精湛的演技支撑了这个曲种的兴旺，使之得以健康传承。当然，因为她始终未停下改革创新的脚步，与时俱进，也使得她成为曲艺百花丛中一棵郁郁葱葱的不老松，一位颇受人民尊重的曲艺艺术家。纵观天津时调史，就是一部中国曲艺改革史。任何一个曲种，改革则兴，反之则衰，甚至会消亡。天津时调即是最好的佐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文化部门欲取缔时调曲种，原因是时调中的“老鸳鸯调”早期曾被称为“窑调”，多在妓院里演唱，曲目也多是表现妓女生活，并存在一些淫秽词句。为此，不少时调艺人转行或改唱其他曲种。王毓宝先生则不然，她自走上舞台，就唱干干净净的曲目《喜荣归》《七月七》等。新中国成立不久，又推出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改邪归正》《雨后花》《大红旗》等新曲目。
曲艺工作者王焚认为时调不能因为一个曲调而取缔，该曲种其他曲调很优美，只要进行改革，就会使其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有王毓宝这样的优秀演员。于是，1953年，王焚改编了河北民歌《摔西瓜》，请曲艺音乐工作者姚惜云、祁凤鸣和王毓宝先生在传统曲调的基础上创新，更让王毓宝为演唱的实践者。她不负众望，与姚、祁二位先生共同研究，改革唱腔，原来一些低沉伤感的情调改了，一变而成为明快欢乐的情绪。过去的时调只用三弦、四胡伴奏，几人研究，增加了扬琴、琵琶、笙、低音胡和京胡等乐器，伴奏音乐的色彩因变得丰富而使气氛热烈火炽，“天津时调焕然一新。经两次内部试演后，于1953年首次公演”[54]。演出前，曲艺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王毓宝先生演唱的是在传统时调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后的新时调，并为其正式定名为“天津时调”。
图5-3：天津时调名家王毓宝
图片取自《中国曲艺志（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
时调在流传过程中也具有“依声填词”的现象，这与过去乐府、词、曲现象相同，即某一曲调流行后，除了原有曲词之外，常被填写其他各种题材的曲词。张继光在《太湖船曲调考源》一文中指出，“某一曲调流行后，除了原来曲词外，常又被填以其他曲词，这是明清小曲常见的通性”。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时调的流传与创新过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旧瓶装新酒，即给原来曲调填上新的曲词；二是创新瓶装新酒，即另创新调新词。其中，以旧瓶装新酒在时调创作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