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健康家庭

1.国外案例

（1）美国健康家庭（Healthy Families America，HFA）。

美国健康家庭计划是美国领先的家庭支持和循证的家庭访问项目之一。该项目立足于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健康发展的基础这一认知，认为幸福的童年与健康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该项目起源于1987年，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委员会新成立的国家防止虐待儿童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了50个州关于虐待和忽视儿童的调查报告。随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众多的实证研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将HFA列为7种经过验证的家庭访问模式之一。2019年7月，HFA获得由IV-E预防服务交流中心“良好支持”的最高评级。IV-E预防服务交流中心对HFA给予了最高的支持评级，各州有能力利用HFA，包括它的儿童福利，并通过新的家庭优先预防服务法案提供联邦资源。［13］

（2）韩国《健康家庭基本法》。

韩国于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健康家庭基本法》。《健康家庭基本法》的制定为韩国家庭福利政策的未来走向奠定了基础。这部法律使韩国家庭福利政策对象从家庭成员向家庭整体转移，从问题中心向预防中心转换，表现出家庭福利政策方向的转变。但这部法律从提出立法案开始就遭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批判，围绕健康家庭的内涵、国家政策对家庭的介入、服务输送体系等展开的激烈争论，表现出不同利益集团对家庭环境变化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策略。［14］(https://www.daowen.com)

（3）国外其他案例。

在美国，有研究通过健康家庭参与行动应对儿童肥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5］也有通过健康家庭托儿所，一种类似于私人性质的家庭托儿所，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和干预，来预防儿童的肥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6］对鲍恩家庭系统理论的自我分化概念及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夫妻和家庭中的应用，有学者对包括在韩国生活的韩国人、在美国出生的韩国公民和在美国生活的美国白人，研究自我分化对健康的家庭功能、家庭沟通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白人和韩国人在分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三个组的自我分化和健康家庭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美国组的分化明显高于两个韩国组。［17］也有人对父母在运用网络促进孩子的健康家庭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母亲更多的是从网络上获取关于她们自身和孩子的健康，以及孩子的饮食及游戏等方面的知识。［18］父母参与健康生活方式项目可以潜在地改变家庭用餐时间、环境和频率，增加对家庭饮食行为的自我调节和社会支持，促进家庭健康，对规划学校青少年未来的健康计划有积极的意义。［19］俄勒冈州健康家庭的随机试验结果表明：可以通过帮助家庭增加获得和使用预防性卫生保健服务来支持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及家庭健康。［20］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从健康家庭如何应对压力切入，［21］通过健康家庭在线干预，预防亲密关系人员之间的暴力，［22］通过健康家庭鼓励学习，降低母亲和儿童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23］

2.国内案例

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要求：基层卫生机构要以社区、家庭为服务对象，开展疾病预防、常见病与多发病的诊治、医疗与伤残康复等健康教育工作。从1992年到1995年，成都市选取了两个城乡社区开展了“健康家庭模式”研究，并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成本效果分析。［24］深圳市于2000年11月启动的“健康家庭行动”示范项目以社区为平台，家庭为单位，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为行动内容，采取综合干预措施，提升整个社区居民的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为全市的社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探索了新经验，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得出结论：健康家庭行动的活动载体是社区居民家庭；健康家庭行动的操作平台在社区；健康家庭行动的基本特征是政府的承诺和部门配合；健康家庭行动的持续能量在于社区资源的整合和综合利用。［25，26］2004年4月，大连市以“公共”“民本”为理念，启动以生育、生命与健康幸福为主题，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以家庭为基点，以健康促进为手段，以健康家庭指导站为纽带，围绕生命全过程，面向全人群的基础性、综合性、公益性和拓展性的公共服务品牌“健康家庭促进计划”。该项目由大连市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开展，探索推动了“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回归，促进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了以“民需”为先导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理念。［19］河南扶沟、辽宁营口、湖北恩施等地也开展了健康家庭建设的实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