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研究的新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受亚非解放运动、工业化国家里女权运动和种族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等的影响，研究帝国主义的学者们开始质疑如下观念，即在欧洲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经济利益是首要的有时甚至是惟一的考虑。在理论上，是盛行于英法德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说学派激起了这种重新思考。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如汤普生（Thompson）、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路易斯·阿尔素塞（Louis Althusser）、罗兰·巴瑟斯（Rolond Barthes）、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巴里·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他们针对严格的经济主义和过分机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式的阐释，把注意力转向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强制性的环境中形成各种社会生活的复杂过程[3]。然而，除了霍尔和巴斯的一些著述之外，这些学者极少直接探讨欧洲的殖民统治。但在他们影响之下产生的理论上的转折使其他人得以提出一系列新课题。
这些课题包括：殖民地时期的性属结构，殖民地和后殖民世界中知识分子和精英的地位，殖民地当局的惯例与礼仪，幻想小说在形成殖民者主观意识中的作用，在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成过程中，种族、阶层和性别的相互含义，获取和运用有关殖民地原住民的知识的方式[4]。许多时候，学者们在跨越各种学科传统界限的同时，也努力在知识的目标和结果上有所求新[5]。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是：对重点进行转移的做法使大量来自前殖民世界的批判观点（在此我特别想起“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特称判断小组）得以进入帝国主义研究领域并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研究[6]。
在这些研究与著述的新方向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对表述在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中，尤其是在产生有关殖民地其他人的知识中所起的极其重要作用十分敏感。为什么表述会成为殖民地研究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详尽的阐释。试想一想，在现实领域中我们国内有多少常规事务是建立在表述基础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处于表述之中，并通过表述来运作的。司法体系亦是如此。最初关于自由民族国家的神话，就是围绕着有关代表权的事务编织起来的，而其后又在无休无止的表述中与经济融为一体。“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表述的权利就如同长子继承法一样，是欧美父权制社会的一种典型。在一个长久以来注重个人思想与外在客观世界或确定的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社会构建里，表述同时具有如下功用：既是被观察到的事物，又是向眼睛和大脑提供信息的行为，还是头脑的产物，也就是说，表述是一种清晰的构想、观念或描述。在最后一种意义上，表述完全具有我们所定义的知识的含义，同时也有知识的哲学框架话语即认识论的含义[7]。表述可以是图表，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文字——每一种方式对于如何通过所使用的图形数字来代表或针对未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某种现实，都有其各自理论上的解释。作为个体，如果我们要在我们所继承的社会秩序里生存，就必须善于建构、辨认、从事并置身于关于我们自己、他者和世界的表述。表述的逻辑已完全控制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更不必说数不清的他人的世界。如果有某种事物是无法表述的，那么它不仅是无形的，而且也更是不真实的。
正是由于认识到一种特定文化在逻辑和实践中对表述的依附所构成的某种霸权，才促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的革命性变化。女权主义、文学评论、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开始注重细微地观察和审视其他地方、其他民族及其人工制品，并在著作或图画（先是绘画，后是照片）里予以表述，这是据以产生有关欧洲帝国之内殖民地居民的知识的基本途径。也有些学者并不时时处处皆以上述方式获取知识，他们认为，殖民地知识的产生模式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的实践形式，它在使事物变成已知或可知方面，更注重把本体论而不是视觉官能作为首要途径[8]。
在阐释殖民地语境下表述在政治和知识上的重要意义方面，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位典范。他的《东方主义》（1978）也许比任何其他单一的著作都更好地促使学术界思考表述的问题[9]。萨义德同时考察了欧美政治家、商人、学者所产生的“东方”的形象和欧洲民族国家在东方的政治经济活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有关东方的知识是与欧洲在东方的支配性地位紧密联系的。这种产生知识的方式与国家行为相结合，便理所当然地出现一种对非西方世界的居高临下的概观，这种概观使有学问的观察者在各个方面都优于被观察者（更理性、更有逻辑、更科学、更现实、更客观）。萨义德总结了安东尼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雷蒙德·威廉斯（Roymond Williams）、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米歇尔·福柯及早期后殖民主义评论家安瓦尔·阿卜杜—梅累克（Anwar Abdel-Malek）（1963）等人的洞见，重新审视欧洲的扩张，以之为一项广泛的文化工程，同时，萨义德的分析还为殖民主义研究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https://www.daowen.com)
萨氏适时的分析产生了许多重要结果。譬如，它表明应如何批判性地研究与帝国主义有关的知识、认识论和文化等等主题。仔细地阅读东方的资料和当代亚非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动摇古典东方学者的表述。关注当今西方学者笔下的东方及东方人的形象，就可能理解东方学家为了方便研究而必须对福柯所说的“阐释功能”（1972：88～105）加以控制。由此可见，东方学家对东方的了解是基于他们所掌握的作为其表述对象的若干景物。于是，除了被东方学家们翻译的作品和运到宗主国的消费品之外，殖民地的其他本土产物，无一不被东方学权威们忽略不计，排除在外。鉴于东方主义中知识产生的这种特点，萨义德认为可以考虑知识的不同形式，即考虑通过其他知识论建构来运作知识，这种建构应该像为表述提供基础的那种建构一样有力。
萨义德还表明，并不是简单的以“真实”的关于东方的表述替代“虚假”的表述，就可以突破东方学的话语[10]。因为表述并非只是简单被动地反映现实，它们也助成真实的产生，当认识论主题与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正如那些紧随萨义德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帝国主义活动以东方学家的表述为样板塑造了东方，这些塑成品后来又被下一代的西方学者用来作为证明东方永恒不变的种种规律的证据[11]。
最后，萨义德总结了那些对在亚非的殖民主义有着多种理解的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在东方学家及其在区域研究领域里的继承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试图把“客观主义者”的西方理论，尤其是把社会科学模式运用于对非西方的分析。照萨义德的话说，这种方式是把“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构筑为“本体”与“认识”的关系，并且本体高于认识（1978：2～9）。《东方主义》之后，仅仅反映或被动地记录“非西方”的现实已变得极为困难，也很难忽略第一世界的学者与其研究课题之间的政治关系。萨义德还令人信服地表明：“西方”与“东方”的关系过去是，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一种包括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等各种形式的“综合霸权”。
在本导言的以下部分，我要运用萨义德的学说质疑通常的关于“中国”和“西方”的表述，并挑战那些对这一主题产生影响的模式或理论框架。由此，本项研究必须置身于与后殖民主义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对话之中。在全书中，对于英国人、美国人和近年来的中国人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表述——无论这表述是文字和图画中的形象，还是关于跨文化相遇的主题——我都视之为在真实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表述行为大量地产生了这些历史事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