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的亚洲腹地包括今天的外蒙古、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和满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零零星星散布着一些居民，有蒙古和突厥游牧民，也有定居在新疆绿洲和西藏高地上的农民。绿洲也是商业中心，通过商队与科尔罕（khokand）、布哈拉（Bu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等地的市场联系起来。这些商队沿家喻户晓的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而至。居民们多数组织在头人周围，头人凭能力和世系建立权威。在后一种情况下，不管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首领都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另外，当藏传佛教有影响力时，他们也会自称是某位历史名人的转世，或使用与佛教王权（kingship）有关的名号，如转轮王（cakravartin）[20]。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号和头衔是亚洲腹地政治的常见内容。自从13～14世纪蒙古人雄霸天下以来，任何自称拥有这一地区统治权的人，都必须把这些头衔和名号作为中心因素来考虑，清帝也不例外。

到乾隆时代，通过战争、联姻或和平归顺，清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已经建成[21]。到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抵华时，各个亚洲腹地藩王已经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定例（这与德川幕府时代的参勤交代如出一辙），依据这一定例，蒙古喇嘛、突厥穆斯林贵族必须定期觐见清帝[22]。实际上，马嘎尔尼适逢其会的正是这一幕——每年在热河举行的乾隆帝生日庆典，清帝、蒙古藩王和突厥藩王都在那里。(https://www.daowen.com)

清帝还试图以优遇藏传佛教来巩固帝国。在这一点上，前此历代均无法在程度或规模上与清媲美。满人对待藏传佛教的方式是富于启发性的。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佛教对帝国臣民重要性的认可，而且还在热河等地建造了许多寺院庙宇。乾隆时期的战事帮助格鲁派扩展了优势（参见马丁Martin，1990），皇帝还参加密教初始仪式（Tantric initiation rites）。鉴于清帝（尤其是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在清统治权中的重要地位，我打算对它进行简要的探讨[23]。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清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触及到乾隆时代帝国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当这种关系涉及蒙古统治者及亚洲腹地其他藩王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