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省份的动员（1792年12月至1793年5月）

马嘎尔尼使团受到了最尊敬的礼遇，与此相对照的是，宾礼的进入礼仪部分对使团的进程只做了非常有限的指导性规定。礼仪文本中简略地谈到这一点，是关于指派人员和负责照管使团的。譬如，6月，新近被指派接替穆腾额担任长芦盐政使的满洲旗人徵瑞，被指定负责接待和护送使团（《朱批奏折》，24.16）。除了人事安排以外，沿海各省官员来回奔忙，筹集各类海路交通工具，准备食宿，并敦促有关下属密切关注使团船队的靠岸[6]。

同时，地方官员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朝廷的各项命令。在1793年3月至6月的奏折中，他们纷纷就如何接待使团提出各自的建议。山东巡抚吉庆早在3月就提出，乾隆十八年（1753）对葡萄牙使团的接待，可以作为此次接待英国使团的先例（《朱批奏折》，24.5）。到6月，援引了葡萄牙使团先例的朝廷指示已传遍了有关官员[7]。另外，省级官员们认为有必要在广东之外安排地方供英国使团贸易（《朱批奏折》，24.11.12）。直隶总督梁肯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使团在天津附近登陆的话，他将负责照看，他还想弄清楚，使团将以何种方式与地方官员交往，并建议寻求能胜任的译员（《朱批奏折》，24.10）。(https://www.daowen.com)

地方官员所表现出的种种关切说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对于英国使团将于何时何地出现心中无数。他们也问及官员们应如何处理意外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朝廷与省级官员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通过上谕得以广泛传播，可以解释后来对一些意外事件的处理方式。另外，像《大清通礼》这样重视实践的文本也为决策提供了广泛的参考。考察一个早期问题的处理，有助于展示这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