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马嘎尔尼六项请求的答复
上一章结尾时，曾谈到清廷对英国人的评价，我们也许预料皇帝将断然驳回马嘎尔尼追加的“胡搅蛮缠的要求”。可是，皇帝以与第一道敕谕极为相似的方式和内容再次对乔治三世谈到这个问题。皇帝得知西洋人包括英国人长途跋涉来华贸易，便以仁慈和恩德，轸念远人，在澳门建立公行（即公行商人）。那里货源丰富，能满足欧洲人的要求。现在英王的使臣请求偏离这些“固定”的程序，这很困难，因为朝廷对所有远人必须一视同仁。考虑到马嘎尔尼并未完全正确理解礼仪关系，皇帝担心贡使也许难以说清为什么请求会被拒绝。因此他特地准备了这份极为详尽的敕谕（《高宗纯皇帝实录》，15a～16a）。他的观点的总前提是，既然澳门已有公行和译者，外国人就不可能再在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贸易。这个看法很简单，却极好地体现了朝廷心中的贸易概念以及如何把它与怀柔远人的观念联系起来。
如第二章所讲，皇帝对藩王及其王国的关心通过宾礼得到最完整的表达。同时还应该认识到，皇帝慷慨仁慈，还允许使团获取帝国赠礼之外的其他所需之物。譬如，乾隆时代的规章里就涉及这种可能性，即在北京来访使臣的住所附近建立了市场（《钦定大清会典》56：7b）。也允许使团在其通过的各辖区的边界上进行贸易，“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退往浙江时，就曾获准这样做。这时，就像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朝廷官员最关心的是注意保证使团受到公平对待，防止当地人和外国贸易商之间产生任何对抗。
然而，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与之同样重要的还在于马嘎尔尼要求在浙江进行贸易时的用语和皇帝传发旨意的方式。就在此讨论的那份上谕而言，在开头部分，皇帝提到，英使向军机处呈上禀（或称请求），军机处又把他的请求写成奏折，上呈皇帝（《高宗纯皇帝实录》，1435：15a）。皇帝的答复又沿同一渠道传至大使。这种模式与《大清通礼》所规定的皇帝与外国藩王交往的方式正相符合。宾礼的觐见部分有这样一段：
皇帝询问一些抚慰性的问题。礼部大臣将皇帝的询问传给译者，译者转身告知（谕）贡使。贡使回答（对词），译者翻译他的话。礼部大臣拟成口头奏折，代奏皇上。（《大清通礼》45：2b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
通观使团有关记载，非常清楚的是，这种谈话形式不仅使人注意到交流中的中介传递，还包括交流各方身体所处的位置。外国商人呈禀状给“行”的时候，也有极其类似的过程。“行”先翻译禀状，再呈给地方官。回顾等级关系的组织安排及空间化和适中路线在确定这种关系时的重要性，“行”似乎是宾礼之外的代理机构，借之建立等级关系，在这里是商业等级关系。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安排有必要呢？
在对乔治三世而非对马嘎尔尼的训示中，弘历的答复表明，清廷并不是反对贸易活动——更确切地说是不能将贸易简单地视为价值交换和价值利用活动——清廷关心的是商业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帝国认为，贸易有可能引发人们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导致个人的贪婪，而这一切都是一位明智有德之君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果不按照构成礼仪过程的那些原则来组织社会关系，那么潜在的人性弱点就会逐步发展壮大乃至不可收拾。“行”的责任正在于把贸易组织为有上级和下级的社会关系，并明确各自的责任。
由此，“行”在有关外国贸易商人的安排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为各种各样的交换创造可能的条件。通过译者，贸易商组成了供上下信函来往的等级制度（外国人的请求写成禀状上呈，地方官的指示则通过“行”下发至外国商人），还有些物品也由此渠道传送（譬如，外国商人带来的礼物和贸易货物、贸易税收等由外向内，由下向上流动，而帝国的奖赏则从上往下发）。帝国认为这样形成的关系不会导致对抗。(https://www.daowen.com)
大批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不容易被纳进清帝国的统治，这个棘手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设立“行”，这种方式相当成功，商人们不但可以确信西洋人将受到公平待遇，而且如东印度公司指出的，广东的贸易对英国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在这里，“外国”商人的主要需求（茶）备货充足，既然西洋人从南边海洋来到清帝国，那么，正如弘历指出的那样，开放广东一地的贸易，对有关各方都是十分方便的。
现在再来说一说皇帝就贡使的请求给英王的敕谕，它认为这些请求在某种意义上明显地不合适，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澳门已设有译者和“行”，那里是西洋人最方便最合适的贸易地点。英国人所渴望的贸易商品已经有了。尽管俄国人曾一度获准在北京进行贸易，但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地方供他们贸易。现在恰克图已建立市场，所有对俄贸易都在那里进行[3]。弘历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在澳门以外的其他地方设立居住点和货栈的请求。至于税收，皇帝强调，所有西洋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英国人也不例外（《高宗纯皇帝实录》，1435：16a～20b）。
最后，关于“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尽管皇帝信中并未提到。这个问题源自使团离京前后皇帝的若干敕谕对时间的种种考虑，涉及英国人与中国商人的关系。譬如，皇帝很惊讶，何以英国人的请求中会包含有如此多的确切的信息。他猜测，这些信息是那些背信弃义、与外国人串通一气的商人提供的（《宫中上谕》，QL58.8.30，68：4）。他认为，应该在宁波、广东或其他任何地方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外国人通过清廷官员做中介才能接触到中国商人，要防止英国人私下接触东南沿海的势力庞大的中国商人集团（《宫中上谕》，QL58.9.7，68：49～58）。这种焦虑类似于清廷对这些商人与东南亚的华人集团之间的联系的担忧。朝廷担心国内可能出现颠覆活动，担心形成威胁满族统治地位的敌对集团，但这些焦虑却被表达为对英国人的关照，不让英国人被诡计多端的中国商人蒙骗。总之，朝廷的记载显示的对各个反清集团串通一气的担忧（这种担忧在马嘎尔尼事件中也许有所夸大），与那种促成了清廷在东南沿海和亚洲腹地的政策的类似的担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清廷是少数族政权，必须不断地形成联合体，并在其中保持最高君主地位，同时还要不断地阻止于己不利的敌对集团的形成。
弘历在给英王的信和给有关官员的上谕中表现出来的对英国使团的诸多考虑，也应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即弘历关注恰当地结束礼仪过程。考虑及此，还是应该派人护送使团从北京到帝国边境。这一过程应该像前去觐见时一样，沿中线而行。
回想一下，弘历在给使团要经过的地方的许多上谕中谈到过沿中线而行，告诫官员们英国人可能带来麻烦，指示他们如何接待使团。在使团启程前几天，又做了新的安排。弘历及其顾问们决定徵瑞只负责把使团送出他管辖的直隶省。然后，由马嘎尔尼在热河时曾见过面的松筠接替钦差一职，负责护送使团至浙江，在那里，马嘎尔尼登上“狮子”号。10月4日，朝廷告知松筠，如果使团在路上制造麻烦，他可以动用地方驻军，必要时以武力予以控制（《掌故丛编》，9：75a）。
弘历对英国人可能造成麻烦的关注，不仅仅因为他认为他们傲慢、贪婪、头脑发热。在10月5日一份供传阅的上谕中，他明确指出，沿海武备松弛，军队缺乏训练，他担心他们是否能应付英国人可能造成的威胁。他警告官员们，要立即纠正这种状况，准备好必要时为松筠提供帮助（《宫中上谕》，QL58.9.1，6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