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中心，多元权力
面对众多对其在东亚及亚洲腹地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的藩王，清帝国处心积虑将他们的权力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这包括参与宾礼和作为宾礼之一部分的觐见，整个过程就形成了与四周藩王相对的中心。无论是蒙古王公还是英国国王，看来都适用于同一原则。宾礼所形成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其中清帝是最高君主，四边领主则是藩王（详见第五章的论述）。另外，觐见常常安排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这些地方或能唤起对满族统治世系的联想，或便于处理权力分配中出现的新情况。
比方说，沈阳的宫殿就令人忆起金国，忆起努尔哈赤重建金国的往事，同样，也令人忆起更近些时候的朝鲜国王的采邑，那是拜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大清的建立者皇太极所赐[7]。北京曾是元明两代首都，大清定都于此，表明他们不但以金的后裔自居，而且自视为君临中国本土的天子。来自缅甸、暹罗、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藩王使节，与欧洲使节一样被准予在太和殿觐见。康熙年间，为了统治亚洲腹地和西藏佛教，修建了位于北京之北，沈阳之西的热河行宫（今承德）。清帝在帐篷里接待蒙古和突厥藩王，这使人忆起蒙古大汗。乾隆帝修建了与达赖和班禅喇嘛居处一模一样的宫殿，作为他恩遇佛教的象征（参见沙耶Chayyet，1985和福雷Foret，1992）。对其他藩王分而治之，然后满族皇帝便以一统大清诸多种族的惟一人选自居[8]。
除了这许多“中心”或“皇帝驻跸之处”以外，还有北京西北的圆明园和长春园中的觐见宫殿。圆明园模仿法式和意大利式宫廷建筑，由乾隆帝的欧洲传教士建造，并环之以更大的中国式宫殿群（参见马隆Malone，1934）。在千方百计构建与其他权力中心的等级关系过程中，清帝制定了预防不测的总策略，宫廷建筑可以理解为这一总策略的一部分，它一度被视为清统治者辉煌的一面。换言之，宫殿总是建在可能发生觐见的地方，并适合于由帝国礼仪产生的双方关系的政治性质。这些关系并非事先约定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建立和维持的。他们需要不断的对话，对话中常常蕴涵相互对抗的权力诉求（claims）和限制此等诉求的详尽策略[9]。
入主中原之始，满族统治者就不得不寻求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种种新办法。比如，在中国本土之上，满族是少数民族，清廷就发展出一套策略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在保留明代政府系统核心的同时，于最高层权力机构之中设置了数目相等的满汉官员[10]。第二，在17～18世纪里，清统治者开创了许多新制度，发起了一些运动，以绕过或改革规制，并使之有条不紊[11]。第三，他们努力保持对知识分子和中国本土经济中心（长江中下游即江南地区）的控制，方法是：胡萝卜加大棒。权势集团的成员发现包括军机处（见下文）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的清廷高层位置对他们是开放的。同时，皇帝常常谴责派系活动，以此约束江南士人的权力，尤其是当派系活动以私人书院为中心时[12]。第四，清统治者对统治细节，特别是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无疑，这种兴趣包含了对可能的来自下层的叛乱的疑惧，正是这种叛乱将挑战满族的统治地位（库恩Kuhn，1990）。这种兴趣也包含了对民生的关怀，包含了（如罗Rowe，1993年指出的那样）运用市场机制改善整个经济状况的热切愿望。
对满族少数族地位认识，很好地调适着上述种种关注与策略。或许还有一种更普遍的看法，即帝国的规定对臣民的生活触动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实际上，又有多少余地留给了各种各样的异端和离经叛道之举。在乾隆帝浩大的编书工程中，许多人利用编辑之便重读古代典籍，于是异端越来越多。换言之，很有理由担心来自下层的动乱，但是，即便是汉人（无论如何定义）治天下，也免不了这样的忧虑。(https://www.daowen.com)
对清在东亚的统治权的挑战，不但存在于中国本土，而且存在于中国西面和北面。为了处理有关归顺的蒙古藩王的事务，1638年，皇太极设立理藩院[13]。后来，理藩院的职责扩大至处理清与所有亚洲腹地藩王的关系，包括蒙古、突厥、佛教、伊斯兰教。为了方便行事，理藩院奉命培训语言和“文化”专家，并督导系列可以称之为“帝国知识的工程”的活动。包括字典和语法的编辑，以及对亚洲腹地地理、历史、重要人物的宗族世系的研究[14]。正如在第三节中要详细谈到的，乾隆时代，这些知识工程扩展至对藏传佛教原始资料的研究和翻译。另外，乾隆时代编撰了《皇清职贡图》（the August Qing's Iluastrated Account of Tribute bearing Domains），其中绘制了藩王臣民的服装，列举了各藩国的特产[15]。在这一系列知识工程中，清帝尤其是乾隆帝，把他们自己和爱新罗氏置为惟一的政治权威，只有这个政治权威能将广袤帝国的各个部分连成一体，并使之与宇宙取得联系。
像更著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到乾隆时代，与帝国知识工程有关的权力已归至军机处。军机处是由顾问和官员构成的内廷。乾隆时代，军机处的权威在于经集体决策或同僚共商之后向清帝提出有影响力的建议[16]。军机处在清代内外事务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正是1792～1793年的军机处官员接待了英国使团，他们几乎是清廷中马嘎尔尼勋爵惟一能接触到的人。因此，有必要略谈几句军机处。
汉语的“军机处”译作“大顾问班子”，这已是广为接受的了。而实际上，更逐字的翻译是“军事策略办公室”[17]。在巴特利特（Bartlett）的研究中，注意到从雍正到乾隆，军机处的职责有所改变（参见巴特利特，1991第2部）。尽管军机处人数从未超过五六个，但到乾隆时代为止，军机处成员大多是满人，常常通过联姻而与爱新觉罗氏私交甚厚。军机处指挥了18世纪的许多战事，至少有一位军机处成员阿桂，常常亲上战场，带兵打仗[18]。军机处的军事档案馆负责撰写这些战事的官方历史（《诗文十全集》）。另外，乾隆南巡（其组织工作堪比战事）、热河避暑、木兰围猎、管理内务府，这诸多事务也都归军机处负责。军机大臣通常兼任他职，通过各自分散的机构，充当皇帝的耳目。
军机大臣散布在多个部门和机构，表明了军机处的中心位置。它超越于正常行政体制之外，以私人奏折的形式，为皇帝提供有关帝国情况的信息。由此，军机处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的、与官方行政体制并行的信息网的中心。后来，在乾隆治下，宫廷奏折体制和军机大臣的权力又得以扩大。到乾隆时代末期，军机处平均每天处理16个奏折。文员将奏折换写成普通易读的文稿，皇帝用朱笔审批（因此得名朱批奏折）。几乎全部有关接待英国使团的官方消息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传到宫廷里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