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仪外交到商业外交

一个地区的大自然很难产生出该地人们所需的全部物品。一国盛产小麦，另一国则富于牧场和牛群，第三国可能拥有木材和金属，等等。如果所有这些地区如大自然所愿的那样相互进行贸易，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会缺乏必需品和一切有用的东西，由此大自然——即人类母亲——的愿望也能得以实现。而且，既然一国比另一国更适合生产某一产品……每个国家都能保证满足需求，更好的利用土地，发展工业，由此整个人类就将大大受益（重点为引者所加）。[26]

上述引文摘自瓦特尔的《各国之法律》（The laws of Nations），它正可注释乔治三世提到的“商品交换”衍生出来的利益。像瓦特尔一样，乔治把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主张与超越的主体（一个男性化的上帝，创造者）联系起来，这位超越的主体似乎鼓励人类从事贸易，在“散布于地球表面各处的他所创造的人与人之间”重新分配产品（莫尔斯1926，2：245）。马嘎尔尼将商品交换奉为最合理的原则（《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39）。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有关，它注重国家在促进商品流通，增长国家财富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经济学观点源自家政管理。一种说法是，就像一家之长一样，国王是一个国家的主人和管家。他维护政体，制定明智的规则，增加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与聚集被称为财富，财富是衡量国力的标准。因此，并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考虑国力，而是把它视为一国治理得当的总成果。君主统治着国家，运用国家财富/国家力量与其他国家抗衡[27]。(https://www.daowen.com)

为了确保商品流通和经济增长，君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保障商品和货币毫无阻碍地流动。为达此目的，对内要促进公众努力工作，建立公正的制度以防止社会成员彼此侵犯财产权，保卫国家安全。对外要促进和保护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货币交换[28]。商业外交正在于促进这样的互利合作。

便利商品交换仅仅只是商业外交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商品交换更大的作用在于平衡和规范国家关系，将他们置于（借用当时的说法）“确定的和永久的”基础之上（瓦特尔，1916，3：122）。一旦引起皇帝的注意，马嘎尔尼就打算向他解释与大英帝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促进商品流通增长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即使鸦片贸易也是可以商量的。如果可能，这类对话中产生出来的任何谅解，都可以形成一项友好条约或同盟条约。还有人建议马嘎尔尼力争获得帝国敕令以扩展与中国海岸其他港口的商业往来[29]。最后，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向马嘎尔尼建议，如果公共领域的花言巧语未能打开商业大门，则可以注意收集茶叶、棉花和丝绸制品的信息，以便能把它们运往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那里匮乏上述产品（普里查德，1938：21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