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话语中的磕头问题
皇帝一生都受制于细小繁杂的礼仪，这些礼仪有时揭示出东方式的想像，有时则仅仅是未开化的表现……没有比国宴更令人好奇和更滑稽的了……，锣声响起，皇帝在侍从护卫下走进大殿，朝一个低矮的、金制的御座走过去。在场的宠臣们跪拜在地，以示对“天子”的崇拜。首领太监以三记响鞭为号，便开始奏乐，准备侍候皇上的官员便走进来，九次拜倒，五次下跪。（《文学文摘》20［H11，1990年3月17日］：344）
摘自《文学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的这个条目，只谈到了中国人行为的古怪和可笑，它代表了有关中国的表述中的一种，在另一种描述中，中国人则是残忍的、愚昧无知的和未开化的（麦肯齐MacKenzie，1986a：212）。无论是哪一种表述，在欧美人的想像中，清廷礼仪都是惹人嘲笑和引人反感的。也许有人会惊异，为什么一种本可以幽默之心对待的行为，会引起人们（尤其是北大西洋的外交官们）如此众多的憎恶呢？既然英国外交官们标榜其行为具有高度理性，既然他们想以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代价追求他们国家的在华利益，那么只要有一线希望能达到使团的目标，他们就应该在中国皇帝面前磕头。然而，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外交官这样做。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
在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40年对马萨诸塞历史学会所做的演讲中，可以找到一个可能的解释。亚当斯认为，中国人将自己关在排外主义的高墙之内，而将欧洲人的贸易拒之于门外，这违反了国际法给予每个国家的“道德义务”——为商业往来创造便利。亚当斯认为，这种义务根植于“自然法则”和“天意”（Nature's God），亚当斯用形而上学的术语指出了磕头引起的真正的愤怒：“我们只对”自然法则和上帝“下跪”（1909～1910：305）。换言之，基督教国家的民众不膜拜凡人。亚当斯说，中国人认为可以在“侮辱和贬低”的基础上与人交往，这种“傲慢和不堪忍受”的态度，正是引起中英冲突的惟一原因。
亚当斯为英国人在中国的行为辩护，清晰地表明了北大西洋外交官们的一个共识，这种共识对它认定的世界其他地方的落后状况日益失去耐心。18世纪以来中国外交与北欧外交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身体动作上的差异，不但是一个要害问题而且直到20世纪仍然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要点是在北大西洋民族国家里，公民走着进入他国，只有家臣和奴隶才下跪。在19世纪后半期，亚当斯所说的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与不堪忍受的自负”成为欧美日益严重地侵略中国的辩护借口。
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自负”与某种行为如磕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亚当斯对已知的中国多方面情况的思考中，磕头占了优先地位？是否仅仅因为厌恶某些行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更宜于用在超越现实的而非世俗的领域——如基督教的上帝而非罗马教皇？我认为，尽管像亚当斯那样的评论之中蕴含着欧洲人对于那些似乎在模仿天主教的行为的十分强烈的反感，但对磕头如此在意，还有别的原因。
在英国，长久以来，下跪就与服从相联系，到了19世纪，随着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世界里物质条件的改变，这种联系更承载了新的重要意义。下跪与直立之间的对立，就如同高与低、洁净与肮脏之间的对立一样，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差异，不仅表明19世纪社会阶层的高低，城市布局中环境的优劣，而且还如斯托利伯纳斯和怀特（1986）指出的那样，它亦借助跪地清扫的清洁女仆的形象表明劳役的女性化意味。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和帝国的缔造者们恰恰相反——他们昂然屹立，只有在落入野蛮人之手，受伤或将死之时才会双膝跪地。
伴随上述进展的是对宫廷礼仪的新观念。这种礼仪把19世纪英国君主的活动从政治礼仪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也许可称之为政治戏剧，或者更确切地说，可称为英帝国的壮观表演。戴维·康那丁（David Canadine）认为，到1820年，对宫廷礼仪的指责围绕着这一事实，即人类的启蒙已揭示出宫廷礼仪活动的实质不过是一种巧饰，就如同绣花枕头一样，毫无用处，荒唐可笑[10]。然而，与实用主义者的观念和工具主义的推理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无论是君主制还是礼仪在英国都没有消失。埃德蒙·伯克那种令人不安的观点预示着理性不明智地暴露了国家政权的机制（见第三章第六节），宫廷礼仪和其他的国家礼仪走向公众，并借此为权力重新披上一层外衣。盛大壮观的场面、国际博览会、为成功的征服举行的庆典、皇室的婚礼或葬礼、纪念碑的落成典礼，诸如此类，全部都受到媒体图文并茂的报道，并以商业广告形式加以庆贺（里查兹Richards，1990），国家权力的表述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统计数字的表述如同装点着新的或旧的国家象征的令人眩目的商品一样，推动了公众对帝国的海外探险的支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同一种情感，它可以将等级霸权建立在将权力展现为壮观表演这样一种能力基础之上，而对于欧洲之外的权力形成或方式却少了许多耐心。一个世纪之前，马嘎尔尼有感于盛大的典礼与壮观的皇室气派，带着相当的尊敬来思考亚洲相对于欧洲宫廷的优越性（《马嘎尔尼日记》，123～124、131），一个世纪之后，他的继任者们不但拒绝参与亚洲的“盛典”，而且开始系统地摧毁“亚洲式”权力结构并在同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摧毁式的袭击，其原因并不难找。它们存在于重建宫廷礼仪的第二次轨道（trajectory）之中，这次重建是针对国与国而非国家内部的关系。到18世纪末，“国际法”已对外交礼仪做了调整。一国首脑与另一国大使礼仪性的会面，成为承认双方主权平等的第一个场合（参见何伟亚，1989和1994b）。实质上，这样的承认是以条约形式做出的契约性安排所必需的理性主体。反过来，对于在全球范围内与欧洲人外交相伴相随的商业交易，条约所起到的规范作用也日益增强。大使们和顾问们在外交活动中都想方设法地为商人和商品的跨国交易创造便利。像外交一样，贸易也交织着主权平等、交换和契约等等观念。
正是在国际礼仪这一点上，外交和商业的新观念与资产阶级绅士们所声称的他们可以接受的身体动作结合在一起。到维也纳会议时，不但主权外交、商业交换等等有了详尽的定义并加以规范，欧洲宫廷里的外交觐见也标准化了。大使走进觐见殿，在走近君主的过程中，三次鞠躬，直接把国书或信函交到君主手中，轻松愉快地交谈几句，然后如进来时一样退出。他们并不单膝或双膝下跪，而是弯腰致礼。到20世纪初，这种承认主权和国与国平等的形式已很“普遍”（欣斯利，1969和琼斯，1984：20～21）。在义和团运动后的1901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清帝国最终被迫接受了这项被强加给全世界的礼仪形式，这时离本部分开头提到的《文学文摘》的出版才过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欧美式的觐见程序被正式强加给清廷，这使这些事件转变成了欧洲的模式[11]。它亦标志着磕头作为清帝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一个活跃的政治议题已寿终正寝。相应的，关于磕头的表述也改变了。无疑，人们依然认为，对西方人而言，磕头是一种耻辱，但一些人开始提出异议，认为，对中国人而言，磕头另有含义。曾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的画家凯瑟琳·卡尔（Catherine Carl）在1905年说，下跪和鞠躬并不“意味着任何奴隶式的下属关系”，而是对君主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传统”方式。溥仪的家庭教师雷金纳德·约翰逊（Reginald Johnson）在20年后谈到“磕头”时，似乎同意卡尔的看法。他说，应把磕头视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礼貌的举止，如果当时服饰适当，并受过相关训练，在前皇帝生日的时候他一定会磕头的（1934：205）。清廷文化的大众传播者，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在她的回忆录《磕头》（Kowtow）中说，当她父亲的秘书造谣中伤她时，她父亲要求他磕头以示道歉（1929：199）。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磕头已经历了另外几次转化。费正清在早期的讨论中，认为磕头是一种好的方式，并从经济角度谈到它；磕头是为了答谢帝国提供的食宿（1942和1948，后一种解释在1948年以后的版本中删去了），大约在同一时期，普里查德出版了他关于磕头和马嘎尔尼使团的富于启发性的论文。他基本同意费正清的总的看法，但他指出，磕头并无任何“羞辱和贬低”的意图。普里查德几近是针对西方人把磕头理解为崇拜，他声称，磕头并不像一般人相信的那样，是表示服从的核心的极致的行为。相反，他认为，派遣使团和参加使团的日常活动才是服从。他总结说，“在遵循宗主国和附庸国的关系准则的所有其他方面之后，却拒绝磕头，这样做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反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误解……”（1943：197～199）。
费正清和普里查德的能够以上述方式阐述这一问题，不仅得益于磕头从政治斗争的目标转为历史考察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修正依靠了出自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些领域的新概念性工具和新类目。两位学者试图把磕头重新描述为一种处于普遍历史发展模式之中的文化议题——即磕头成为前现代或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阐释被引入冷战地区性研究的话语，用于解释中国何以未能按欧洲模式实现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12]。
然而，应该记住的是，我上面提到的几位学者均以较为宽厚的心态看待磕头，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比较负面性的表述仍未消失。换言之，有些学者，一方面接受了20世纪社会—体制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依然把磕头视为令人反感、令人愤慨的中国在前现代时期表现普遍优越感的行为方式。费正清本人就是一例，他自《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China Coast 1953）一书起，就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最终认定磕头是一种传统中国惯常的“卑下的奴隶的礼仪”（费正清，1988：14）。这种表述的发展脉络与英语词“磕头”吻合，这个英语词依然带有嘲弄和荒唐可笑之含义，从而偏离了磕头作为一种中国行为的原有含义（见何伟亚，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