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觐见、上谕和赠礼

清廷对使团早期进程的关注表明了宾礼准备阶段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军机大臣、内务府官员及地方官员都极为关注地评估使团的来意。对使团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使礼仪过程沿中线而行。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观察使团，通过与使团成员经常交谈，完成了评估过程，这一过程由于使团分处三地而略显复杂。在准备阶段，朝廷也仔细考察了官员们的行为举止。适中过程把礼仪[1]范围内多种多样的活动导向一种汇聚——帝国觐见，即皇帝接待忠诚的藩王或其使者。

1793年9月14日，在热河避暑山庄东边的万树园的圆顶帐篷里，皇帝接见了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勋爵。乔治·斯当东是那天在场的“目击者”之一，他认为觐见所采取的形式颇不寻常，他写道：

中国朝廷认为对大英帝国国王代表的接待方式是特别荣耀和有特色的：皇帝坐在御座上接见大使，国书被递交给皇帝本人而不是一位廷臣手中，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这些细微的变化，对于心思缜密的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已转变了对英国人的观念，对英国人的印象很好。（斯当东，1797，3：38～39，重点为引者所加）

除了斯当东提到的特色之外，还有些被他忽视了的东西。马嘎尔尼勋爵在日记中回忆到，一走进帐篷，他就走上靠边的阶梯（可能是在东边）向前走，一直走到弘历跟前。他单膝下跪，把装有乔治三世信函的镶有珠宝的盒子呈递到皇帝手中，然后站起来，退回到皇帝左边（帐篷的东边），他和随从们就坐在那里参加宴会[2]。(https://www.daowen.com)

英国人关于热河觐见的叙述之所以特别耐人寻味，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记载了马嘎尔尼并未磕头这一事实。马嘎尔尼觐见的情形与乾隆时代的文献资料（如《大清通礼》、《钦定大清会典》、《礼部则例》）所规定的觐见礼仪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譬如，这些文本规定，任何时候外国使臣均不能靠近御座，更不要说单膝下跪，把某件东西直接送到皇帝手中。它们还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马嘎尔尼所携之信函应该在觐见之前的某个仪式上交给礼部官员。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使臣及其随从一般情况下应沿庭院或大殿的西侧（或右侧）而行，并且被要求在那里行三跪九叩之礼[3]。

如何解释这些明显而主要的对清廷权威文献有关觐见的规定的偏离呢？实际上，从朝廷对马嘎尔尼的态度的评价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弘历及其大臣们曾严格遵守礼仪文献之规定，尤其是考虑到马嘎尔尼是9月到达热河的，9月是一年中重要的礼仪时期。在9月里，皇帝要接受来自亚洲腹地的王公及其使臣们的觐见。而且，马嘎尔尼到达时正值皇帝的生日庆典，礼仪手册告诉我们，那正是举行各种高级礼仪活动的时期，包括大朝和筵宴。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在许多重要人物的众目睽睽之下，允许马嘎尔尼自行其是，行特殊之礼仪，这显然有违载在文献的“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4]。尽管我承认可能获得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但我依然相信，在朝廷的记载里还有许多线索，这些材料不但可以支持马嘎尔尼有关觐见的叙述，也可以表明清廷的坚定信念，即礼仪活动是皇帝与世界上众多藩王之间建立上—下级关系的恰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