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事调查之船只（1793年6～7月）
1793年7月9日，皇帝发下一道上谕，要军机大臣和坤传给沿海各省总督。在上谕中，皇帝援引了浙江巡抚长麟的奏折。他报告说，英国船长普罗克特（Proctor）指挥一艘船进入接近宁波的定海港口。地方军事指挥官马瑜和宁波知府克什那向长麟报告了船只入港，并解释说它在寻找可停泊装载礼物的大型船只的地方。在接到长麟批准之前，两位地方官员就允许普罗克特起航。浙江巡抚请求查办马瑜和克什那[8]。
弘历认为长麟的要求有些过分。他解释说，如果外国派遣船只从事间谍活动或者制造麻烦就应该逮捕船上人员并严厉盘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长麟应当知道的），英国请求遣使并已获皇帝允准。皇帝说，这属于好事。用船只进行调查，可以被认为是恰当之举。官员肯定应该盘查这类船只，但不应该予以羁押，因为羁押可能使外来者心生猜忌。他批准了长麟关于调查的请求，但制止了对马瑜和克什那的惩处[9]。
长麟不能正确处理这类事物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还将奏折的内容告知其他沿海巡抚，弘历称这一行为殊属过当。皇帝在与那些知情人谈话时，抱怨说，省级官员常常不是做得过火，就是做得不够。以拘泥著称的官员们经常羁押和盘查船只。这有可能使外来者错误地怀疑自己遭到逮捕和讯问，从而产生疑惧[10]。
一星期之后，和珅把那天（1793年7月16日）收到的上谕告知直隶总督梁肯堂、山东巡抚和新任长芦盐政使。上谕提到长麟的一道奏折，大意是，马瑜报告说，7月4日已看到使团船队离开定海，并与使团联系过。马瑜与马嘎尔尼交谈，后者解释说他的船太大进不了定海港。既然风向正好，他决定在6日继续北上。这个情况被归为好消息，据称皇帝为此高兴。马瑜因为及时报告和妥善处理这件事，皇帝称赞他遇事留心。结果，无论马瑜还是克什那都未受惩处，调查也停止了。另外，长麟（这次他迅速地报告了马瑜和马嘎尔尼的会面）和两广总督郭世勋也因为遇事留心而受到奖赏[11]。
清廷有关使团的记载里提供了许多处理这类意外事件的例子。为此，我想简单谈谈这一事件所反映的若干问题，这有助于理解其他情势下是怎样处理问题的。皇帝认为英王的请求书显示了他的忠诚，因而允许它在天津登陆。沿海各省皆为迎接使团而动员起来，皇帝希望他的官员们妥善处理（妥办）并照料好使团，因为这是一件好事。差序包容的原则加上认定英国人来访是好事，这一切使普罗克特的船与其他擅闯海港的船区分开来，这艘船进港不会引起麻烦。一旦普罗克特证实他是使团的成员，他就应该被迅速放行，正如马瑜所做的那样。弘历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英国人产生猜忌的行为。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件好事，长麟的不当行为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猜忌心理是非常不恰当的。另一方面，当长麟的行为符合使团被认定的性质时，他就会受到朝廷嘉奖。郭世勋因正确处理英国使团的通告而与长麟同受奖赏，这决非偶然。
有关此事的上谕，提供了一个对宾礼的关键性认识，即宾礼非常注重通过礼仪活动构成帝国权力。弘历指出，官员的某种行为将使这种行为的指向者产生某种特别的情感。他还指出官员们的行为以及由此而使对方产生的感情将对礼仪活动的正常展开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因此他才予以关注。马瑜事件正体现了这种关注。它表明，恰当引导事态发展以应对意外事件比照搬条文或墨守成规更重要。何谓恰当引导，这在1793年7月24日的上谕中比较清楚，这份上谕由和坤传给梁肯堂和徵瑞。(https://www.daowen.com)
随着使团日益临近天津，皇帝告诫官员们应如何接待英国宾客。
在处理与外来者（外夷）有关的事务时，你们必须在铺张浪费与匮乏之间采取中间路线（丰俭适中），以便正确地遵循朝廷的常规（体制）[12]。各省亦曾有过与不及之不当行为，因此，英使到达之后，接待不可过分铺张。但是英使首次远道而来，不比缅甸、安南或其他进贡多年的国家。梁肯堂和徵瑞必须审慎明智地关照使团，不要过分吝啬，否则这些来自远方的旅行者将轻视我们。（《掌故丛编》，12a～b；重点为引者所加）[13]
弘历后来多次重复这一指示的形式与内容，它可以被视为有关宾礼分寸的连祈文：它概括了行为的导向（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适中）以及为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前者表明，英国人与其他远人不一样，英国人首次来华，不能将他们与那些经常来华的人同样对待。后者注重帝国官员对待宾客的方式，因为正是这些方式将会影响宾客对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显得吝啬，他们将轻视我们，这显示了弘历从前的担心：谨守帝国章程将吓坏英国人。
7月底，英国船队到达天津，顺利登陆，这使地方官员和朝廷都如释重负，此前他们曾十分担心天津港不能停泊“狮子号”[14]。那时，他们千方百计要让“狮子号”停在通往热河的路上，因为皇帝正在热河，贡使及随从将在那里参加觐见。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引导贡使建立上—下关系。这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要让英国人实现恭贺寿辰和呈现礼物的愿望，就得让他们在热河一直呆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也就是要呆40天左右。另外，朝廷要考虑赐予英国人恰当的奖赏，这个奖赏，一方面包含给使团的日常供应，另一方面意味着弄清楚使团成员的尊卑以便使帝国赏赐与个人的头衔相称。葡萄牙人的先例提供了某些指导，但这次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参见《掌故丛编》，11～12）。为了集中阐释围绕礼物、帝国奖赏和觐见准备活动而产生的问题，我将在下一部分（第三节）讨论礼物与赏赐，然后在接下来的部分（第四节）再讨论觐见的准备工作。要记住，朝廷对使团的记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构建了礼物给予者的愿望和性质以及礼物本身的特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