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马嘎尔尼勋爵的智者世界

在18世纪后半期里，英国的政府官员，政治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都把外交和商业视为跨越国界进行交流的两种特殊途径。每一种交流形式都包含了谈判。通过谈判而达成的理性交换会产生“互利”（参见斯当东Staunton，1797，1：18）。这种交换观念产生于18世纪在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兴起的新的社交方式——公共领域（哈贝马斯Habermas，1962）。公共领域由一些新颖的地方构成，如咖啡馆、沙龙、游览胜地的集会处、富人的花园、男人俱乐部、新的周刊和月刊、形形色色旨在传播艺术和科学的组织，包括皇室庇护下的皇家艺术学院和皇家学会。因此，公共领域产生了社会权威的新的来源，即“舆论”。中产阶级舆论被理解为“体现了思考着的个人持续不断地参与公开讨论这一普遍理性原则”（贝克Baker，1992：183）。它一面反对由继承而得的特权，一面又反对“下等阶层”的“庸俗”（斯托利伯纳斯Stallybrass和怀特White，1986：80～100）。理想的状况是，“舆论”权威将产生由摆脱愚昧的人类理性所控制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理性的要旨在于运用科学研究方法[10]。

有关于此，后世有许多争议。譬如，18世纪晚期的欧洲是否确实存在公共领域，它是否是一个曾经实现的或者可能实现的理想，它是否并非是资产阶级建立霸权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宣传工具[11]？我无意参与此项讨论，而仅仅是想关注以下事实，即公众的这种新意识恰与在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建立起的欧洲人帝国同步发生，英国公共领域（无论它是被如何定义）内的诸位名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这种帝国主义。不过，公共领域对于18世纪的英国人是否是个现实，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下文要论及的许多人相信被当代学者们称为“公共领域”的东西确实存在，他们自身参与并形成了它。他们的这种信念有助于解释英国使团从计划到组成的某些特点。

可以从讨论文学俱乐部开始，马嘎尔尼于1786年被选入这个组织。很难找到比它更典型的表现公共领域文化的组织。俱乐部成立于1764年，创建者系著名肖像画家、乔治三世的宫廷画家、皇家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乔苏亚·雷诺兹（Joshua Keynolds）爵士。它最初的成员包括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通过那个时代中经久不衰的出版物之一——《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引导着知识界，而这只是他众多成就中的一个；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诗人兼戏剧家奥利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古典学者贝尼特·兰顿（Bennet Langton）；藏书家托珀姆·博克莱尔（Topham Beauclerk）。到马嘎尔尼当选的年代，俱乐部成员已扩大至包括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博物学家、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思（Joseph Banks）爵士，演员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政治家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以及许多牧师和有爵位的贵族。

俱乐部由乔治时代英格兰的“知识贵族”（历史学家刘易斯·科蒂斯Lewis Curtis语）构成，包括多种多样的成员。聚会中，“被严谨，睿智的叙述加强了”的多样性产生了“男人式的谈话”。吉本认为这种谈话极富吸引力。在这块男人的天地里，在像“文学俱乐部”这样的公共领域组织中，男人们在这样的交谈中认可异议并希冀借此发现“真理”（科蒂斯Curtis和利伯特liebert，1963：36），发现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男性化的“法则”）。在此，“男人式谈话”这一观念很关键，只有当这种精神上的有见识的交谈（而非闲聊）与十足的不列颠经验主义者对经验的依赖以及理性与道德密不可分这样的信念相结合起来时，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这种产生真理的原则也有助于解释马嘎尔尼的被选入俱乐部。他的长处在于他拥有其他成员所没有的经历，即他是一位曾任职西印度、印度和俄国的老练的外交官。(https://www.daowen.com)

支配着文学俱乐部的组成原则也体现了若干观念，这些观念是理解马嘎尔尼的核心。第一和首要的是，俱乐部的特点也是理想化的中产阶级绅士的特点。绅士关注每天发生的各种事件，热心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培养有见解的品味（见下文），并且是没有私利的（意即不带偏见的，公正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众福祉。俱乐部成员尤其如此，他忠于王国，超越腐败。

看来俱乐部成员的特点被夸大了，尤其当我们忆起这样的绅士典范出自英国派别政治和政治腐败都很盛行的时代时[12]。那时的情况是，买卖议会席位，不攀附权贵就很难获得官职，要晋升就要有政治庇护。马嘎尔尼自己不但认识到这种现状，而且积极参与其间以谋求远大前程[13]。

在英国人关于“知识贵族”的著述中，现实与理想一分为二，加上马嘎尔尼自身行为的矛盾，这就揭示了如下可能性：对大不列颠状况的表述和态度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社会里——在此是中国和中国人。在马嘎尔尼及使团其他成员的叙述中，反复运用公共领域文化所评定的特点来构建他们的著述——对清廷的判断，评价和看法，叙述本身是通过这些理念而写成的。同样重要的是，当时大不列颠国内政治的消极面，腐败，权力贩卖等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投射到中国。他们打了许多比方，以便把“中国人的行为”译成熟悉的行为类别。使团的叙述还从关于中国的普遍看法中寻找依据。这些普遍看法存在于有关国民性的讨论之中，存在于有关品味的争论所反映的变化不定的美学观念中，这些都流行在乔治时代英格兰的知识贵族之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