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中的形而上学与帝国礼仪
帝国话语宣称君主是宇宙与人间的中枢，离开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任何有关帝国统治的礼仪文献。帝国礼仪是一种恰当的行为，用以构建本体与现象、不可见的规律与人类事务之间的关系[17]。礼仪文献和关于外国使团的满—汉记载在帝国礼仪行为这一更大的语境中各自占有自己的地位。
某些宇宙原则构成了礼仪并包含了我所称的“模式化话语”[18]。第一，不可见的规律存在于可感知的世界之中，表现为人与事物的关系的模式。第二，事物的名称、事物的本身和阐释者全都是同一本体论秩序中的一部分。第三，当现象表现出来时，模式被感知并据各自的不同特点予以分类。第四，表现出来的模式源自一种产生、再生和变化的过程。第五，模式并不是只能被人们认识，实际上人类社会与宇宙模式密不可分，最后一个假设蕴涵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通过有目的行为，对所表露的现象进行安排，从而使由宇宙产生的模式更为完善。换言之，毫无例外，人类积极地参与不断前进的宇宙发展过程。因此，人类行为影响并左右这些过程。在对宇宙的想像中，帝国礼仪占有一席之地。
道德正确的帝国统治要理解宇宙产生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有所作为。由此就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观念逆转，即不恰当的礼仪将导致自然灾难，意味着不能胜任的统治者不能管理好人间事务。因此，宇宙中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模式（如冬去春来，春后是夏等），与此相应，模式也有明显的和连续的变化，如果对此认识有误，就将招致混乱、统治崩溃，最终被另一个王朝取代。
帝国文献里对模式的认知被译为分类（属）。分类用于按照宇宙模式来组织（而非固定）人与事（即就如同逐渐展开的时间历程一样）。宇宙模式与人类分类之间的契合（engagement），不断地引导行为远离极端，朝向一个可能的空间上的中心，这个中心应时地形成了由宇宙、尘世和人类构成的宇宙—道德秩序。在各类文献资料中，这一过程清晰可辨，被归入“丰俭适中”这一标题之下，意指在过度丰富与稀缺之间取一个中间值。“适中”（centering）一词警示人们做事不要太过火，也不要做得不够，提醒官员不要太谦卑也不要太傲慢，划分事物之重大与细微亦要适中。总之，一个人应该沿中线而行，避免过与不及。另外，适中似乎还使帝国的许多活动有了捷径，可以把官员们最世俗的事务与宏大的宇宙进程联系起来[19]。
在下一章里，通过描述马嘎尔尼使团的细节与特色，“适中”一词的意义将会分外明显。现在，只需要注意这一点就够了，即全体参与者不断地审视，看有没有导致走向极端的过分或不足的迹象。可以说，人类行为被引导着行进在两种极端之间，体现着适中的过程。在这之中，这种引导组织起等级关系，在礼仪中，等级关系被认为是恰当的世界秩序。换言之，适中的过程允许外藩藩王的权力采取上—下级关系的形式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系统。
将不同藩王包容进帝国统治之内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似乎为全部帝国礼仪所共有）远远不止涉及相互交往时的措辞和形式的安排组织。这样形成起来的关系有如下特点：上级的权力在于他有能力具备那些包容下级的必需条件，下级的权力在于他能将上级的意图付诸实践。满—汉帝国权力构想就采用了这种形式。
这种不对称的和相互依赖的上下级关系，在帝国礼仪中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体现。第一，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天子或最高君主，每个人的知识和天赋并不相等。换言之，当皇帝面北祭天祭祖，或是面南训诫臣民时，他作为天人之间的枢纽，其意义与家族首领的类似举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他人进行的礼仪程式与皇帝本人并非毫无相关之处，他们是部分—全部（提喻式的）和类似的关系。如此这般的隶属关系表明，如果没有忠诚下属的参与，无论帝国秩序还是世系都将难以维持。上级提出意图并使之启动，是开始，下级则将之付诸实践，是完成。在此，我特别强调的是，在帝国礼仪登峰造极之时，显现出人们形形色色的代理作用及其性质——依靠上述构建的关系，人们既可以充当发起者（genevotor），又可以充当完成者（completer）。正是在礼仪之中并通过礼仪这种形式，人类才可以做到这一切并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世界。礼是一种名称，用以指陈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构成宇宙—道德秩序。
仔细观察大祭祀，我们也许能发现礼仪活动构建宇宙—道德秩序的一种方式。在冬夏二至和春秋二分之时，皇帝走出宫殿，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走几步，中间构成一个中心。在仪式中，设定上天（南），祖先（东），皇帝以天子和帝位继承人的身份，面向北面完成礼仪。接着，皇帝转身面向南面，祭地（北），祭土，祭谷（西）（齐托1984：76）。仿佛是为了突出皇帝的枢纽位置和众多的代理人的地位，冬夏两至祭祀之后是大朝和大宴。在后一礼仪中，皇帝的位置在北端，处于觐见大厅的中心线上，面向南面，面对全部尘世人事。在此，他是最高君主，君主中的君主，创造的本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臣下，他们负有实施的使命。作为发起者，皇帝安排众多官员的集会，作为完成者，官员们汇集在皇帝的东西两侧，三跪九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