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视野

第六节　 历史的视野

不妨在此赘言，显而易见的是，观点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出现了新证据或是利用了新开放的档案，必定还有其他因素。我们如何解释有关马嘎尔尼使团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些迂回曲折的转变？我们如何解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这些变化？哪种事件是在阐释上可变化的？有无可能或是否必要把使团与对它的史学研究分开？这些问题不易回答，尤其是虑及产生历史知识的通常形式。德·瑟托（de Certeau）认为，历史学家首要任务便是把各种各样的波普尔式的反证法研究中出现的“事实”与“虚构”区分开（1986：199～202）。因此，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否定性的（如它过去那样），旨在净化事件及历史写作，清除其中的虚构成分以便使过去的叙述变得可信。但是，如果净化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呢？我们如何使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化呢？——这种历史较少伪造，而更多的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也许我们可以从在马嘎尔尼使团的史学研究中产生的一些概论入手。

19世纪发生的影响深远的事件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移置了马嘎尔尼使团的特点。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崩溃了，帝国瓦解了，独特的权力观念也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民族—国家，无论多么脆弱、多么不完整，毕竟是由各种民族集团和个体公民组成——新的身份认同，新的忠诚，最重要的是新的看待过去的方式。1911年以后的史学研究反映了这些变化。著作里列入了有关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叙述、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的故事、旧中国与新西方的差异、有关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猜想、民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等等。

在这类史学研究中，至少有两个突出的时段。第一个，中国思想家以欧美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他们接受了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这些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这个转变是一个更为普遍的中国教育“西化”的一部分（Y.C.王Wang）。有关礼仪的形而上学和有关帝国统治模式的话语被淹没在这种变化中。但这些为塑造和排斥清帝国构建提供共同的基础的认知，在整个清代都未发挥其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的新话语来解释中国的“落后”，鼓吹社会经济变革。

第二个突出的时段是冷战。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涉及到对外关系的部分，经历了重大变化。第一，这个领域中大多数是美国人，其中大多数居于一些至关重要的机构中。第二，冷战中，社会科学术语被毫无节制地应用于“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并产生了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区域研究[17]。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继续努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建中国历史，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德里克Dirlik，1978）。

在这些过程之中，“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忙于净化和造伪工作。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和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都倾向于把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这些词汇、术语和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基础。他们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另外的方式可以用来介入往昔。

我相信有，并且不须花大力气就能找到它们。理由之一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建立霸权这一历史工程从未完成——总有太多的社会力量会游离于国家的学术机构或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盛行的权威话语之外（譬如，见拉克瑙Laclau）。理由之二，现代史学研究，重视划分和净化类目以供分析，却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这不只是因为启蒙性知识工程依然不曾完成（哈贝马斯Habermas，1983），而且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说的，我们从来就不曾是现代的（1993）。现代主义试图把世界切割成互无联系的离散本体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是，混合物（hybrids）不仅从未消失，反而在扩散；当混合物生成时，跨越界限的渗透（leakage across borders）已同时发生。马嘎尔尼参加的帝国觐见就是一例。一方是欧洲人所谓的“主权平等”的自然化话语，另一方是清帝国的差序包容过程，双方互不让步，因而觐见就是两者的混合物，这足以解释对觐见持续不断的兴趣和关注。

想一想上面引述过的清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采用了殖民者的知识框架，用混合（hybridized）语言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构筑自己的叙述。他们的欧美同行的史学研究也同样受到此等混合的污染。譬如，费正清的朝贡体系就展示了功能派人类学、韦伯—帕森斯社会学、英国帝国主义式史学研究的碎片和中国知识分子想把中国置于全球文明史之中的努力。换言之，污染（pollution）无处不在。

就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混合过程亦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很容易理解清的帝国构建。很难想像比清帝国的统治权力观念更为混合的事物了。帝国就像一张不断变化的网，由举行礼仪的地方、江南书院与宗族、天子、欧洲“音乐盒”、朝鲜和廓尔喀使团、转轮王、避暑山庄、天上的菩萨等等组成。清统治者似乎不但对宇宙有相当的认识，而且拥有在这个宇宙之内进行运作的方式——这就是模式化话语和沿中线而行的全部内容。

英帝国构建造成了另外一些问题，但它竟然也是混合的。访华使团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色彩，更不必说马嘎尔尼甚至向乾隆帝提到主权观念。但是，马嘎尔尼所在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后来号称日不落帝国。既然一个遍及全球的英帝国的建立使多样性渗入英国，那么，谈论18世纪末英国存在的纯净形式，就很令人怀疑。到19世纪末，大不列颠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国家，高踞其上的是一位全新的统治者——女皇陛下。当然，美国的混合情况就更不必说了。那么，是不是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症的主要症状就涉及到污染呢？

我在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政治家或历史学家们谈到的国家的独一无二性、国家的本质或者国民的特性。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以过去为代价来为现在增光添彩的胜利者的历史呢？或者也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人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疏忽和失败吧？我们还要让我们的研究被那些日益明显的人为划定的，诸如个人、国家和文化这样的分析单位羁绊多久呢？

有了这些想法，也许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化就不再十分困难了。这样的历史，注重的是不同类别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网，而不是围绕简单的因果观念形成的互不联系的单位。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混合物，那么，那些假设的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就仅仅只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虚构。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想像出来的距离。生于一国并说那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必须转译和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像力。

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已成为不断发展的混合化进程的一部分。越过界限我们就可以了解——不管多么短暂——另一些行事的方式和另一些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我们也能看到另一些强制因素，另一些限制，另一些形式的权势，它们塑造出和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主体性。如果不把过去剪裁得与现在一致或者反之，也不断言我们比前人更高明，这样的包容差异的介入，才可能产生另一些形式的评论，它们比迄今为止由启蒙理性想像出来的那些评论更具有人文精神。也许这样的考虑使我们可以开始谈论本节开头提出的那些问题，也许它们亦使我们能够重新去理解规律，而如今不过仅仅看到进步的出现或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