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帝国先例的英国使团

如前所述，乾隆朝和嘉庆朝都把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视为安排世界秩序的过程的一部分。满族帝国势力遍及亚洲东部和亚洲腹地，清廷借产生宇宙—道德秩序而声称拥有最高权力，而在这一种秩序产生的过程中，使团的到来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团到达清廷构成了清廷接待西洋大使的先例。1794年造访的荷兰人和1816年造访的阿美士德勋爵均是如此。同时，马嘎尔尼访华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后来成为政治对抗和政治斗争的目标，特别是1840年之后围绕清帝与欧洲使节之间的觐见问题产生了种种争执。争执的焦点是马嘎尔尼勋爵是否曾在乾隆皇帝面前磕头。在此，我将结合清和英的记载，简短地讨论一下磕头的问题；然后在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中再度考察它。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乾隆—马嘎尔尼觐见首次成为争执的话题。据清廷记载，非常明确的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朝廷都不会第二次放弃磕头要求。同样明确的是，嘉庆帝，无论是亲睹了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还是研习过乾隆朝的有关记载，总之他对1793年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譬如，两位负责阿美士德觐见准备工作的官员，工部的苏楞额和长芦盐政使广惠[1]，被军机大臣催促着必须敦促英使就范时，皇帝提醒每个人沿中线而行，并指出接待使团比打发他们走要好些。他曾提到在接待马嘎尔尼使团的过程中，朝廷做了一些妥协（将就）（《文献丛编》，30a）。然而，后来当他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解释不让阿美士德觐见的理由时，他说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时曾行跪叩之礼（《文献丛编》，37b）。嘉庆皇帝这些前后矛盾之处在已出版的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汉语资料中依然得不到解释。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有关1793年发生的事，在汉语资料中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一些人，如王之春只提到，皇帝是在万树园的帐篷里见过马嘎尔尼（1879：140）。广东的地方志只记载了英国人进入中国以呈上地方特产作为贡品，其他的官方资料提到了觐见和贡品，或者是提到觐见，没有提及礼仪有何特别之处。这当中最有趣的叙述，要数陈康祺的说法。他提到马嘎尔尼只愿意单膝下跪，却声称，一见到乾隆帝，英国贡使就双膝跪倒，俯伏在地（双跪俯伏）（参见普里查德，1943：175～179）。

在1873年谈判觐见问题时，热河帐篷里到底是什么情形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朝廷的记载和英国使节托马斯·韦德（Thomas Wade）的报告，都说新设立的总理衙门[2]的官员的想法是，既然过去都是这样，那么，现在欧洲人亦应在皇帝面前跪叩。韦德及其同事不但反对这一逻辑，而且清楚地表示，他们甚至不愿意像马嘎尔尼那样单膝下跪[3]。(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些谈判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与英国驻天津领事托马斯·梅多思（Thomas Meadows）的一次谈话中亦提到马嘎尔尼使团的事。梅多思在给韦德的报告中说李声称已查阅了朝廷有关两次英国使团和1795年荷兰使团的记载，表明马嘎尔尼和荷兰贡使均行了跪叩之礼，阿美士德拒绝行此大礼，因而未获准觐见。梅多思回答说，荷兰人此举使他们成为笑柄。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并未这样做，因为“我们英国人只在祈祷时跪拜天主，从不跪拜凡人”，而且如果他们真的行了这个礼，那么回到英格兰便会被砍头（《公共档案馆》，FO748：376～377）。

从1873年谈判觐见问题到1901年义和团运动结束，这期间，清廷官方与欧洲使节之间就觐见形式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其情形正类似于1793年马嘎尔尼与清廷之间的对抗。双方立场日益相反，都声称取得了小小的胜利，直到1901年，作为义和团运动的解决方案之一，八国联军才把欧美式的外交形式强加给了清廷（见罗克希尔Rockill，1905和何伟亚，1990b）。1911年清朝垮台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似乎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北大西洋帝国主义强国规定的外交形式。同时，马嘎尔尼使团和磕头问题也不再是强大的亚洲帝国之间的现实的政治议题，而终于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