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礼、主权和外交
对于有见识的头脑来说，典礼是个问题。由于日益增长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公共领域理性反对典礼惯例（比如皇室盛大辉煌的典礼）。在理智的眼里，典礼是缺乏内容的形式，旨在掩饰权力机制，并威吓未曾开智的人。同时，作为基于理性的传统主义的防护墙，典礼又有其特定用处。譬如，埃德蒙·伯克在谈到“使权力变得温柔，使服从变得自由”的令人愉悦的幻觉时，曾提及皇家典礼的壮观场面（引自伊格里顿，1990：58），然而，即使在揭示权力的这些引起幻觉的方面时，仍然有一定的幻觉。在英国访华使团的例子里，问题是如果没有典礼，外交作为实现“互惠互利”的过程是否可以想像或是否可能？如果不，那么典礼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觐见及其形式对英国使团如此关键？为什么饱经风雨的马嘎尔尼勋爵如此看重形式？
在18世纪的欧洲，对典礼的关注是与大使所代表的君主的尊严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理论认为，君主代表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此为欧洲觐见礼仪中的要点）[18]。瓦特尔（Vattel）在其有影响的著作《各国之法律》（The Law of Nations）中指出，君主作为“与政府有关的义务和权利的受托人，道德高尚，他们拥有公共权威，拥有一切足以塑造国民品质的特征”。作为国家有形的和超越的中心（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1957），君主通常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在这种主权观点下，当大使访问别国时，他们本人也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瓦特尔1916，3：21～23，371）。威胁君主或其代表的崇高地位，就等于威胁国家本身。
在欧洲，外交官们非常关注仪式上的先后次序，并掌握各个宫廷不同的礼仪形式，以避免对外交官所代表的君主及外交官本人的冒犯[19]。关于欧洲宫廷中典礼的重要以及在正式的外交谈判开始之前如何必须忍受这些典礼，没有比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论述得更清楚、更权威的了。不过如果摒弃典礼意味着新建立的美国不能与欧洲各国平起平坐的话，那么亚当斯本人并不赞成这种行为[20]。这些关注表明，至少在理论上，正是通过礼仪完成了主权的相互认可，实现了国家之间的相互平等（何伟亚Hevia，1989）。无论是使团的事务，还是谈判实质性问题，还是签订条约，这种仪式上的承认都是先决条件。
但是，想一想在这同时有关中国的否定性构想，一个其领导人被预设为如此愚昧无知的国家，马嘎尔尼勋爵怎能希望与之达成主权的相互认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一系列被强化的想法或信仰之中。这些主张和信仰产生于英—中交往的历史，产生于英国对中国的臆造。
想法之一与一个观念有关，即清廷不赞赏英国人的原因在于它所接触的英国人局限在“粗俗和未接受教育”的英国海员及其他“下层人士”（斯当东1797，1：15）。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在给马嘎尔尼勋爵的建议中，自己亦承认驻广东的英国水手是“放荡的和骚动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贸易被限制在一个港口进行，亦可解释为什么中国“上层官员”认为英国人是“野蛮”的（普里查德，1938：213）。换言之，中国官员从未遇到过他们喜爱的英国人，更不用说像马嘎尔尼勋爵这样高贵的人士——不但是一位贵族、外交官、英国知识贵族中的一员，更是如乔治三世信中所述，是国王的表亲（！）一个精心安排以便打动中国官员的头衔多多的人[21]。
想法之二与英国人对皇帝本人的认知有关。喜爱中国文化的人描绘了仁慈的专政，在由此产生的联想中，皇帝的品质不像他的帝国那么糟糕，而是蒙着一层肯定性的面纱。一些东印度公司负责人认为皇帝有自由、开放的倾向，并且实际上可能完全不知道他的官员滥用权力以及由此给英国人造成的种种苦处。关于这一看法，除了到过北京宫廷的传教士的印象之外，并没有反面的经验性证据。最重要的是，在筹划使团的那段时间里，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叙述在伦敦颇有影响。由于把中国皇帝设想为中国统治阶层中的例外，当达斯和马嘎尔尼相信所有需要做的事就是找到某种方式能够直接向皇帝诉说事实。如果一切顺利，在觐见之后，马嘎尔尼就将谈到使团的商务目的。了解这种情况之后，皇帝就会改变贸易条件，使英国人满意[22]。
第二种想法造成了某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怎样才能绕过横亘在英使与中国皇帝之间的许多障碍（广东的腐败官员，北京的怀有敌意的法国和葡萄牙传教士），以什么为托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后，马嘎尔尼和当达斯决定：①向清廷官员表示，使团的使命在于庆祝皇帝80诞辰。②直接泊船离北京最近的天津，以避开广州的地方官员并免除长途跋涉。对中国官员就说泊船天津的理由是所携带之礼物既大型又精致，恐怕在长途陆路跋涉中被损坏。
想法之三与英国人的礼物及马嘎尔尼对它们的期望有关。他希望这些礼物能使清廷感受到英国的艺术和优越。考虑到中国皇帝已经拥有许多欧洲工艺品（斯当东嘲讽地称之为“玩具和音乐盒”，1797，1：48）马嘎尔尼决定教会皇帝区分“珍品”，“引起短暂好奇的小东西”“好看却没有用的”以及“实用”的物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9）。(https://www.daowen.com)
最重要的礼物是一台精心设计的天象仪，伴之以各种各样的天文设备。一到中国，就准备一份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强调这些技术能够准确地描绘宇宙或在有望远镜和测量设备的情况下有助于提供对宇宙的表述。还有下列物品：在现代的窑里制成的陶器和瓷器，挂毯、地毯、马鞍、两架黄色马车、毛瑟枪、手枪、剑、炮、布料、羊毛、枝形挂灯等等。分类目录上全是品质优良，以最现代化的手段生产出来的物品。另外，还有绘画，描绘了皇室“生活场景”，描绘了都市、城镇、教堂、花园、城堡、桥梁和湖泊，描绘了海战、陆战、火山、古迹、船坞、赛马、斗牛，及“其他在英王统治领域和欧洲其他部分最令人好奇或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一艘完整的战船模型”——皇室号（！），附有一百只“大口径”的铜炮[23]。所有的礼物只有一个目的——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说的，“任何弘扬科学、促进艺术的方法和手段都将给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他的生命阅历很自然地引导他在每一件事物上去寻求那种易于感受的效用”（1797，1：49重点为引者所加）。
“自然”这个词相当有揭示性，它再次表明，典型的英国想法被当做不言而喻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向外输出。当然有人也许会说，斯当东所指的皇帝的成熟也就是承认效用，因为成熟就意味着承认效用，就好比“男人式谈话”意味着理性，或谈判意味着交流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类比？回忆一下那些产生出一个女性化中国的构想吧，根据在那一过程中产生的关系的内在逻辑，如果使团想成功地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关系，就必须把中国皇帝构想得男性化。只有如此构想出来的代理人才能签订合法协定。只有一位男性化的主体（特别是在一个女性化的氛围之中）才能够签订并履行条约。
有理由置疑马嘎尔尼和斯当东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他们所构想的乾隆帝的性格品质接近实情。换言之，实际上，马嘎尔尼已做好准备，如果乾隆帝不能理解英国礼物的效用，那么他将掩饰他对于“东方习俗和思想”的看法。这种看法正是建立在下述普遍说法之上的，即亚洲宫廷和“东方骄奢淫逸之徒”（借用康德Kant优雅的语言，1987：134）喜爱华丽壮观和精心安排的展览，东方的中国朝廷正是以此种“外在”表现来评判人们。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考虑促使使团到热河参加觐见[24]，并且重要的礼物采用帝王之色——黄色（普里查德，1936：281），这些考虑也足可解释天象仪上的特别装饰，它以镀金和珐琅做装饰，并有凤梨及其他图案的垂花饰，由著名的蓓尔美尔钟表商伏里亚米（Vulliamy）制成（克莱默—宾和莱弗里Levere，1981：512）。从描述和保存下来的草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些装饰的效果在于使欧洲的天文学和机械工艺的结晶带上几分中国式风格。
最后一个想法与觐见有关，马嘎尔尼打算在觐见时呈上乔治三世的信函。即使皇帝是整个统治阶级中的例外，是格外开明的，对于“有见识的”英国人而言，问题依然存在。皇帝统治的帝国实行专制，每一个走近皇帝御座的人都要“屈膝拜倒”以示服从。这种要求显得很不体面，原因有两个，第一，它有损君主的尊严因而打击了英国主权观念的核心。这样的行为将排除相互承认君主平等的可能性，从而在开始谈判商务事宜之前就结束马嘎尔尼的使命。
第二，身体，尤其是头和脸触地，引发了资产阶级绅士们头脑中的所有令人厌恶的形象，更不用说他们总是把地或低与灰尘和“粗俗”阶层联系起来。实际上，匍匐拜倒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亚洲人奴性与女性化的典型特征。英国人看见亚洲人做此类动作时，总是会觉得反感，这种例子很多。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这类行为与羞辱、贬黜和他们认为的亚洲宗教具有的荒谬的鬼神崇拜相联系（何伟亚1995）。在这方面，也许最令“理性的”英国人烦恼不安的是，匍匐拜倒的人离地越近，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就越显得高不可攀。
但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羞辱？在英格兰的时候，马嘎尔尼对此问题的想法相当模糊，认为任何典礼形式都可以临时谈判（《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159）。看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在这个问题上与清廷官员据理力争，要用使团“精彩”体面的展览、国王的信函、宣言和礼物的质量来影响中国人的观念。当达斯在此问题上要犹豫一些。在指示中，他告诫马嘎尔尼“要遵守那些不损害君主荣誉或个人尊严的礼仪，以便危及谈判[25]”（莫尔斯Morse，1926，2：236）。下一章将清晰地表明，马嘎尔尼最终制定的策略与英国的互利互惠观念完全一致。